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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眼录》作者还注意到，“民国刻书，以藏书家为主体”，因此，在分类上即以“藏书家刻本”与“私家刻本”、“机构刻本”鼎列。虽无不可，然在具体归类中，似稍有可议之处。如刘世珩玉海堂所刊《景宋绍熙本坡门酬唱》，与其辑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不知何故，分置“藏书家刻本”和“私家刻本”两类中；特别是“私家刻本”中如秀水王大隆、华亭封文权、成都严遨、严谷声等，其实都是几代传承、收藏丰富的世家，且眼光精到。如封氏曾藏姜小枚（皋）《浦泖农咨》，虽为道光间所刊专述松江府地区农事的戋戋小册，却是独一无二的幸传孤本，后归上海图书馆。著名前辈学者胡道静先生，于其《稀见古农书录》（收入氏著《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6月）中，专门著录这本“写述得有特点”的珍贵农书，并对其存世情况，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今所知者，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派人到本书著刻地点松江县去搜访，亦不能得第二部，乃从上海图书馆录一副本，我亦从上海图书馆过录一部。”则封氏藏书之品质，可见一斑。而传承家族“贲园书库”五十万卷藏书的严谷声，据说当年曾面对四川军阀迫其出让宋刻《淮南子》、《晏子春秋》等珍本的威逼，美国哈佛欲以五十万美金购其所藏全部方志的利诱，以及孙科等权贵要其携书迁台的怂恿，都被他一概拒绝。却在1949年后，将三十多万卷家藏善本尽献公库。又在其七十五岁时的1960年，以一笔不苟的端楷长篇，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上了这样的《建议书》（手稿全文影入方继孝《旧墨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月）： 解放以来，我政府注意整理旧籍，广为流布，而于旧时手工技艺，亦发掘提倡，令勿失传统，百花齐放。近若陶瓷、竹石、玉漆、象牙、刺绣、板画等工艺，皆日新月异，骎骎迈古，惟刻书手工，尚未闻发展。或因木刻不若石印、排印、影印之省易，但以艺术上观点而言，木刻书与板画同为吾国艺术之一种，似亦不可偏废。正如剧种之例，既演大众化之京剧、评剧、话剧，同时亦演古雅之昆剧，盖同是一国文化遗产，皆宜发扬光大。木刻书实为传播文化要术之一，应与石印、排印、影印等书，并行不悖。此等传统优良之刻工，现今各省尚不乏其人。及今提携复兴，尚堪与玉牙等工艺靳骖并进，否恐年老病亡，绝艺失传，不免为国家一种损失。谷声世代藏书，并曾刻书多种，多年流布，常感木刻工艺废弃之可惜，间与许多知友论及，皆有同感。窃谓当此重兴手工艺术之时，似宜建议政府，设法保存。 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谢无量先生，也在严氏此书后附笔： 影印、石印、排印虽已发展，木刻自应并重，以存古型。木刻中亦有精美之板画。又古书之能传久，尤在名工之补缀丛残。此种人材，不宜使之失业，则传古之方与装潢之志，皆得继续不朽，亦盛事也。乐至谢无量附记。 严氏并在卷末详列“渭南严氏精刻书目”四十多种，《经眼录》所收《重校颜氏家训》、《声类表》二种，均在其中。另外，曾见民国间成都黄致祥茹古书局刊有乔大壮先生《波外楼诗》二卷及《波外乐章》四卷，亦皆明丽精好，开卷楚楚，因附记于此。 民国刻本中最讲究的，也许还数那些由董康、陶湘、蒋汝藻、张钧衡、刘承幹、徐乃昌、刘世珩等藏书名家传刻的景刊古本。他们不仅亲自或专聘学者精校细勘，且不惜工本，选上佳纸墨，付好手名工，写样精刻，遂成一代绝品。《经眼录》记民国间吴兴三大藏书家之一的蒋汝藻，计划从其所藏宋本中精选二十种，委托董康影刻“密韵楼丛书”。后因财力不继，仅成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三国魏曹植《曹子建文集》十卷、唐李贺《歌诗编》四卷、宋周密《草窗韵语》六卷、宋宋伯仁《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一卷、宋郭祥正《青山集》三十卷、唐《窦氏联珠集》一卷，是为著名的“密韵楼七种”，均出北京文楷斋名工之手，“刻精纸善墨靓，堪称民国雕板艺术的代表；加之流传稀少，早已被视为新善本”。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年书业名铺的北京文楷斋，除为名家代刊古本旧籍之外，还曾刻印卞之琳《音尘集》、林庚《冬眠曲及其他》等新文学名作，皆规整考究，清朗可爱；且旧瓶新酒，别具韵味。而与蒋氏密韵楼鼎立的另外两家，为刘氏（承幹）嘉业堂和张氏（石铭）适园，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曰：“藉甚吴兴蒋与刘，石铭参立学尤优。适园未抵嘉业富，择是精过密韵楼。”“择是”指张氏适园中又一藏书之处“择是居”。《经眼录》记蒋、刘两家所刻书种种，独未及张氏。其实，藏书“未抵嘉业富”却“精过密韵楼”的适园主人张钧衡（石铭），亦喜刻书。曾以《适园丛书》，刊布其所藏抄、稿诸本中未经刊刻或虽刻而传本仍稀者；又有《择是居丛书》，则以宋元古本为主，刻印尤佳。 “密韵楼七种”之外，董康还代吴昌绶、陶湘等各家刻书，皆晚清民国刻本中上品好物，故《经眼录》谓其“以至刻书名胜于藏书名”，《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咏叹其事：“法源寺里日营营，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可怜木匠缺门闩。武进董授经康，精究版本，而家少藏书。尝得周密《草窗韵语》，今为海内孤本。未几，以千五百金售之蒋孟苹，孟苹因自号密韵楼。近岁又为刘翰怡编《藏书志》。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所刻词典为多。粤谚云‘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其实，董氏一生嗜书，原亦颇有收藏。辛亥（1911）革命事起，避往日本。为维持生计，以随身所携藏书，部分易米；而剩余精本，又因各种缘故，在民国初年陆续散归国内藏家，但还是一边刻书，一边利用多次东渡之机，访求借观，著录考订，乐此不疲。其东游日记《书舶庸谈》，也以多记书事而成书志学名作。该书四卷本自序中，有这样的回顾：“弱冠通籍，观政云司；治牍余闲，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未尝或间。于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储。辛亥，悉以归诸大仓氏。旋由鬻书而转入刻书，士礼刊成，廛无一宋；以今况昔，事有偶同也。”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藏书虽去，爱好仍在；用以刻书，自然出手不凡，正如《经眼录》所称：“董绶经颇重刻书，甚求质量，精雅绝伦。纸用上等皮纸棉连，墨用上等黄山松烟，并专门雇用民国四大刊刻名家之一黄冈陶子麟等一批工匠，专事刻书。”而《书舶庸谈》卷一中民国十六年（1927）一月十日日记所记，似更可见其刻书极尽讲究、精益求精之细节：“在古梅园购碎墨十斤寄沪，以印《盛明杂剧》二集。墨本徽城名产，然近十年来，参用洋烟，纵增其值，徒饰外观。施之梨枣，反不如日本产之黝黑而有光也。”于是，昔日董氏诵芬室自刊及代人所刻诸书，遂多精善，并渐成今日藏家搜求宝重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