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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矿难事件频发的关注，张丙乾的论文试图揭示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特点的基层农村社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关系及其运作的机制。从实证性的社会学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出发，作者围绕权力和“关系”对相关制度的基于“现实逻辑”的变通，深刻地分析了当地矿产资源的非制度化利用以及矿产资源资本化和权力运作之间的关联性。种种现实的场域令读者触目惊心，但它确实是中国一个“地方”赤裸的真实。色音论文描述的黑河流域生态危情，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由生态危机导致的跨地域水事矛盾、地方发展瓶颈甚或民众生存的困境，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外，更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盲目无序等方面的原因。色音详尽介绍了地方政府强力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并通过对一个具体移民社区的检验，指出了包括社区重建、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迁及游牧文化流失等各种紧迫的问题。 陶庆的论文是对“福街”商人自治组织的民族志描述。通过对一个当代开发区中商人群落的结社及其获得“合法性”之奋斗历程的追溯，作者指出，此种“合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商人“部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结果是促成了在个体商户和国家之间有一个资产者“公共领域”的雏形初现。或许和一般消费者或底层劳工相比较，商人群落未必就是弱势群体，但若是和公权力及其周边的寄生群体相比较，福街商人们的结社确实算得上是最为典型的民间组织的形态之一。高丙中对一个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双重属性的建筑物生命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述，其实是以长达数年的民族志田野追踪的研究实践为基础的。作者对一个乡村社区里围绕“龙牌会”(一种民俗宗教活动)而展开的各种动态有着洞彻的观察和分析，进而向读者揭示了热衷于做“会”的村民们是如何运用包括“双名制”在内的多种民间智慧，最终实现了他们自己宗教活动的现实合法性。高丙中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伴随着当地社会多种紧张关系的舒缓，它同时也是对乡村地方之公共空间的一种拓展。 杨威对某高校一个学院中的高校教师小群体的经验性研究，读来也是意味深长。单位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或其机体的延伸部分，但扬威深入到其中的小群体及其人情关系网的世界中，却发现那里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以冲突为常态的。自诩“精英”集中分布的世界实际上和中国其他类型的“民间”社会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意味着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遥远的道路要走。于惠芳和葛军娜的论文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群体的现状，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细腻的量化分析。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引进、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专业人才方面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两位作者运用来自某“研究型大学”的数据，集中讨论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进站机会、出站流动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了现行博士后制度有待改进的一些问题，堪资未来进一步改善时的依据。 当研究者们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图式适用于分析多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诸问题时，显然，它在很多场景或情形下就不得不被修正为“国家与少数民族社会”或“国家与地方族际社会”的关系。诚如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全国很多地方比比皆是。李立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一问题，视角颇为独特。作者对四川一个嘉绒藏族村落里汉族移民及其藏汉混血后裔的认同进行的考察表明，他们通常可能会面临更多困扰。李立用来描述他们生活中的那些“事件”和故事的笔触，生动而又细腻，读来如临其境。刘夏蓓对甘肃夏河藏传佛教觉姆寺出家女尼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来自宗教社区的案例。作者通过深入的访谈调查发现，觉姆寺现代女尼群体剃度出家的动机已经从生活所迫逐渐演变成为自愿自主的选择，在论述了与女尼出家相关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揭示了当地藏族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变迁对于女性宗教生活的影响。 祁进玉的论文对黄河上游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族际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其历史沿革、民族人口构成以及基于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宗教认同。作者认为，居住格局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指出宗教和族群性之间的复杂关联的同时，他还注意到了不同宗教体系之间的文化涵化与互动性。高志英论文通过对傈僳族迁徙史及与之伴随的文化变迁的民族史描述，试图说明傈僳族传统文化实际上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论文虽然是对族别文化史的追溯，但作者也充分地注意到了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族际关系背景对其历史上文化变迁所构成的影响。 方李莉的论文侧重于讨论西部地区的人文资源和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从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基于对西部地区诸多民间艺术的田野考察，指出民间艺术构成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主要内容，它们被视为地方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所谓民俗风情之魅力的源泉，因此正在被大量地利用于民间文化的重构和再生产的各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专家学者对相关人文资源的发掘和界定、以当地民众生活为依托的乡土传统的影响之外，更有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市场经济基于“资本的逻辑”而发挥的作用。刘夏蓓的另一篇论文对30年来中国的古村落保护事业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之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事业必须要处理好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以及由谁来保护等关键性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