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文化政治对女娲神话的身份重述 “女娲”在民俗学视域中一般被视作神话叙事与信仰神祇。《山海经》和《楚辞·天问》等先秦典籍已有对女娲的零散记录，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有关女娲、伏羲的画像石、帛画等图像艺术。《淮南子·览冥训》出现“女娲补天”的书面叙述：“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10][p206-207]这则叙事奠定了“女娲补天”这一神话的基本叙述类型。女娲神话叙事中的“泥土造人”“补天”“文化英雄”“撑天柱”等皆属于口头叙事中常见的“母题”(motif)，广布世界。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的民间口头叙事中，就有大量关于女娲的讲述和演唱文本，可见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 在古代典籍中，女娲被作为世界秩序的奠定者、文化的创造者。女娲和炎黄、盘古、伏羲一样，其文化身份是华夏文明共同体的标志物。这种文化身份因为典籍的不断书写而成为一种文化话语权的强化手段。但是，在后现代思潮的特定语境下，文化政治的狭义使用，特指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政治运作。因此，女娲神话在古代“文化政治”中的待遇，与其在当代“文化政治”中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 民间信仰是女娲神话的重要载体，数千年来，民间和官方的庙会、祭祀仪礼维系着女娲作为文明核心神祇的文化地位。但是在“文革”极端政治意识形态中，包括“女娲”在内的民间信仰被归为“四旧”和“封建迷信”，遭到政治上的“扫除”“破除”。这一时期很多与女娲有关的遗迹、信仰被毁灭或禁止，如山西洪洞的女娲神像被砸毁，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庙会被禁止，诸如此类的系列政治措施席卷中国。“文革”期间“女娲”作为“封建迷信”这样一种政治身份的标定，恰恰就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进行的。这一时期畸形的文化政治，造成了许多民间、民俗传统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掀起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恢复重建的复兴运动。尤其是2003以来，随着传统信仰民俗的文化价值得到再确认，大部分民间信仰活动逐渐恢复其政治合法性。包括女娲遗迹在内的许多民间信仰场所纷纷恢复或重建。女娲神话的文明史地位被重新确认，在文化遗产的评选过程中，作为“信仰民俗”和“神话故事”的女娲神话，通过文化机构和政治机制的运作，重新成为国家文化序列的核心要素。 女娲神话的身份重塑，与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的工作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组在民间调查时发现，民间讲述神话的传统依旧盛行。这些女娲神话的讲述、演述遍布全国各地，尤其以华北地区最为繁盛。集成工作在20年间积累了大量女娲神话的口头文本，并用现代汉语将其书面化。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发生了由“文本”到“语境”的方法论转向，学者们强调应当更多运用田野作业(fieldwork)的手段来体认民俗，如杨利慧提倡用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和综合研究法研究口承神话。[11]女娲神话及民间信仰活动得以摆脱“封建迷信”污名而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离不开民俗学家的推动。女娲的创造神、文化英雄身份也因为“非遗”的遗产化运作得到重新表述。 从女娲神话本身来说，“非遗”的新身份，有效地将女娲神话不同的表现形态——神话、风物传说、史诗、仪式舞蹈、仪式音乐、民间信仰、民间工艺美术等整合在一起，从而发挥整体的文化效应。另一方面，也使得民间传承的女娲神话传统获得政治认可的合法身份，使民间文化进入现代中国“礼俗互动”的新的文化政治秩序。 在女娲神话与信仰的恢复重建尤其是“遗产化”运动中，地方精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1994-1995年山西洪洞县候村女娲陵的修复工程就是由地方精英组织的“修复女娲陵庙领导组”推动。他们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获得了政府支持。村落领袖的政治才华在也在这项文化工程中得以展示。[12](p196)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精英群体成为了国家文化政治向民间推进的桥梁。反过来，地方文化本身也在遗产化运动中获得了利益，完成了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对接。 进一步分析，女娲神话的文化政治重塑，是通过遗迹、民俗的“遗产化”得以实现的。而遗产化在具体“地方”的实践，则多依靠本地的文化精英来推动。国家、地方、地方精英三者的合作，使得女娲最终获得了新身份。这个身份重塑的逻辑也就是神话主义的逻辑。女娲在获得现代文化身份之后，也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地方文化政治的整合，完成了“华夏传统文化”话语的历史化和语境化。 在成为“非遗”项目之后，女娲神话及其祭祀空间获得了新的“光晕”(aura),[13](p236)遗产旅游、遗产经济、遗产政治的后续行为得以展开。女娲神话被纳入行政管理序列，其项目申报、代表性传承人评选都是由官方机构加以认定。地方政府得以对女娲遗产进行现代运作，最终通过“女娲神话”遗产使地方社会受益。女娲“非遗”正因其对民族精神建构的特殊作用，在遗产化运动中展现出参与文化政治的能力。在文化政治的语境中，女娲神话既有像“文革”中被重述为“四旧”“封建迷信”这样的消极利用，也有像“文化遗产时代”被挪用为表述文化认同载体的积极利用。可见作为深深植根于民间口头传统与信仰实践之中的神话，在神话主义的变迁过程中，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女娲神话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作用，是其被纳入文化政治的重要原因。从文物遗迹的评选和开发，说明女娲神话被政治性地运用是其神话主义逻辑的重要方面。女娲神话被巧妙地挪用为建构国家认同、地方认同的材料，同时神话本身也在遗产化过程中完成了变异、传播和传承。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女娲神话所内蕴的创造力——“补天”“救世”“造人”“创造文化”等价值观，在当代文化政治语境中成为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隐喻。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保护和管理，使得女娲神话、女娲信仰从“封建迷信”变为“文化遗产”，其文化政治的身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神话学研究中，应当尤其关注传统神话叙事被政治性运用的过程。女娲神话在遗产运动中的生命力，显示出核心性神话文类内蕴的文化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是女娲神话经过数千年文化累积并厚积薄发的文化能量，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运作而言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