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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祭女娲：公共文化语境下的现代女娲神话 分析文化政治的运作，除了其手段和过程，还应该关注其最终落脚点。在当代中国，除了文化精神层面的塑造，文化政治的目的之一是建设现代公共文化。遗产化作为文化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为建立社会文化共享体系而服务的。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丰厚的文化传统是建设当代文化的独特资源。因此遗产化的文化政治运作最终应落实为建立公共文化体系。女娲神话的神话主义变迁，正是其被作为文化资源被用于建设当代公共文化的体现。这其中，各地的公祭活动是这种公共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通过分析公祭女娲活动，可以深入探析神话主义遗产化策略的深层次内涵。 在文化政治的体系中，公共文化既包含文化认同、文化划分、文化权利等意识形态的部分，也包括文化机构、文化产业、文化管理和文化行政等更为实际的部分。在中国，文化的遗产化往往直接落实为后者。“评选”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主体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和文化机构，而不直接是遗产持有者。政府和文化机构同时也是文化政治实践的主体，是他们发现了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 文化遗产的“评选”并不止于产生一份名录列表，而是为了进一步跟进遗产化的运作。遗产化后期运作的典型模式就是遗产旅游开发，比如涉县娲皇宫、淮阳太昊陵等女娲遗产地都是遗产旅游开发的典型案例。但是遗产旅游开发仅依靠文物遗迹远远不够，而“非遗”名录中的民俗活动、民间文学本身也难以纳入现代旅游。于是，地方政府主动建构遗产运用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公祭活动为代表的地方节庆，是遗产运用的典型实践方式。 公祭作为官方组织的仪式行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现代公祭一般是针对烈士、重大灾难遇难者、殉国殉职者，近年来，针对历史文化名人举行的公祭日益成为普遍的公共文化行为。女娲的公祭活动在甘肃天水、河北涉县、湖北竹山等地都连续多年举办，成为公祭人文始祖的重要文化现象。女娲之所以能够成为公祭的对象，正是因为其神话传统内蕴的精神文化遗产，有重要的利用价值。 从神话资源本身的特点来说，女娲神话的叙事内核是“创世神话”，女娲是创造人类的神祇，也是创造新的宇宙秩序的神祇，还是文化英雄。杨利慧的研究表明，“始祖母”是女娲神格的基点和中心。[14](p68-81)围绕着这一点，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祀，都首先将女娲作为祖先，其次才有诸如“娲皇”“娘娘”“人祖”“奶奶”“圣母”等民间身份。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在其神祇的身份当中，不断建构、加强其“人文始祖”的地位。 女娲造人的人类起源神话，早在东汉以前就见诸文献。《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15][p601]文献证明，两千多年来，女娲造人神话的核心母题“泥土造人”不曾改变。女娲作为“始祖母”的文化位置是经过至少两千多年文化选择的结果。 围绕着始祖母的神格，文化发明、补天救世、兄妹传人等等神话母题不断粘连到女娲神话叙事中，形成了稳定的叙事类型。女娲神话传承还有一个重要文化基础——信仰。祖灵信仰是一种普遍的信仰观念。以祖先崇拜为基础，女娲信仰还成功融合了女神信仰、宇宙观、英雄崇拜等多样的民俗信仰文化。因此，女娲作为“人文始祖”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从神话资源的利用史来说，公祭人文始祖是一种古老的利用神话的方式。从古代到当代，公祭人文始祖都是特指核心性的神话历史角色，比如黄帝、炎帝、神农、女娲、伏羲等。当前，公祭人文始祖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活动。从2003年开始，河北省涉县开始每年举办“公祭女娲大典”，当地官员出席。2006年，甘肃秦安陇城镇开始举行“天水市公祭人文始祖女娲大典”，省市官员悉数出席，市长宣读了祭文。2007年，湖北竹山县举行公祭女娲大典。公祭仪式中，大都突出女娲的创造精神，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宣扬当代社会的价值观。 在仪式活动的表象背后，文化政治的系统性、组合性优势得以发挥。“公祭”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礼仪行为，是附带有经济贸易、地方发展多样动机的公共文化活动。以遗迹、民俗打造现代公祭，以公祭推动遗产旅游、遗产经济并塑造文化认同，从而完成深度遗产化，这才是文化政治逻辑的链条。女娲神话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成为遗产化运动的标志性符号，可以获得一般文化遗产难以媲美的效应。公祭人文始祖的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政治的“品牌”，发挥着凝聚文化认同、彰显地方性、吸引产业、扩大贸易、提供文化产品的巨大作用。由此可见，神话的挪用与重述不是简单的叙事改编，更是叙事内蕴的信仰基础和认同积累被激发出来的过程。神话遗产作为实用的政治资源，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公共文化的建设。 “公祭”的恢复作为遗产化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每年，不论是甘肃天水、河北涉县、湖北竹山公祭女娲，还是陕西黄陵公祭黄帝、河南淮阳公祭伏羲、山东曲阜公祭孔子，都有大量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参加。这其中来自台、港、澳地区的人员、团体非常多。因此，公祭人文始祖实际上也成为凝聚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看，公祭人文始祖活动在“统战”、公共外交、侨务、国际传播等方面的有重要效能，是其他一般文化活动难以比拟的。尤其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和“非遗公约”的缔约国，中国国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也为世界范围的遗产化事业提供了范例。在这背后，当代文化政治强调多元、主体和并存的文化理念体现无余。诸如公祭女娲的这类遗产化实践，实际上极大地发挥了文化政治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女娲神话在文化政治的图景中，彰显的是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软实力。 “神话”文类内蕴着宏大、久远、庄严、神圣、初始的“观念”，因而衍生出信仰和认同。即便像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在进行民族国家“神话”的建构，如多罗西娅·温德(Dorothea Wender)的《关于华盛顿的神话》[16](p405-420)的研究。女娲作为中华文化“人文始祖”，承载了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其神话母题所内涵的创造力、生命力、变革力，始终呼应着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神话叙事被政治性运用的逻辑也正是基于这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文化塑造力。 “神话”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鲜活的。女娲神话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是考察女娲神话的一个重要语境。在神话主义概念中，当代社会对女娲神话进行重述、建构和遗产化的实践就是其参与文化政治的主要方式。而文化政治选择女娲神话作为遗产化的重点对象，也凸显了女娲神话本身内蕴的中华民族价值凝聚力。文化遗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形成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而女娲神话因其核心性的古典传统位置而参与到文化政治的重述中，女娲由此被重述为具有创造力、变革力、凝聚力和饱含历史积淀的现代公共文化符号。不独女娲神话，事实上中国遗产化运动的根本目的也在于塑造更符合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公共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