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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神父到语言学教授 1911年，贺登崧出生于比利时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很有语言才能，懂得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父亲贺达(Ludovic Grootaers,1885 - 1956)是鲁汶大学语言学教授，在语音实验室工作，曾调查研究比利时北部和荷兰的方言。在他们的培养下，贺登崧从小会说双语(法语和荷兰语)，并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27岁时，他就发明了一种不需用电的声调检测仪器。 贺登崧有虔诚的宗教信仰，22岁时发愿成为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简称C.I.C.M.)的传教士。圣母圣心会是在华传教的主要天主教修会之一，于1862年由比利时南怀义神父(Theophiel Verbist, 1823-1898)创立于布鲁塞尔的司各特(Scheut)，主要目标是向中国传教。除了传教，圣母圣心会同时也是为西方汉学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修会，许多会士成为杰出的汉学家，如以研究蒙古语和元史著称的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在北方方言、考古学、辽史研究上着力甚勤的闵宣化(Jos Mullie,l886-1976)，研究甘肃土人的人类学家康国泰(Louis M.J.Schram,1883-1971)，在明史、语言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均颇有建树的司律思(Henry Serruys,1911-1983)和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兄弟等等。 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圣母圣心会的学术传统，贺登崧一开始就有志于在中国传教并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1932年10月起，贺登崧开始学习汉语文言，曾师从闵宣化。1938年7月，贺登崧晋铎，1939年10月赴中国传教。他一到北京就开始学习北京口语，并师从刘半农的弟子周殿福教授学习汉语语音学和方言学。1941年7月，他被派到大同市东南、桑干河南岸的一个村子——西册田。他发现，那里的方言和北京话完全不同，当地居民也听不懂他说的北京话。于是，他在与村民每天的日常交往中学习当地方言，记录自然语料。通过连续观察，他发现桑干河南岸的方言有显著的地域差异，特别是东西两部分方言有明显的对立，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并同时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和民俗等各种非语言的要素。 1943年3月，贺登崧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进山东省潍县的集中营。后来因为罗马教会的斡旋，于当年8月被移送到北京的一个修道院(德胜院)软禁起来。这时，西册田的中国神父把他在大同收集的资料全部送到了北京，贺登崧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华裔学志》上，同时还撰写了大同东南地区乡村寺庙的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首次把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945年秋，辅仁大学聘任贺登崧为语言学教授，主持方言地理研究室的工作，并批准了贺提出的方言和民俗调查的计划。1947年7-8月，贺登崧带着学生前往察哈尔省万全县(调查地点包括张家口市、万全县城和93个村庄)进行乡村寺庙和民间信仰的调查，并用英文发表了调查报告。第二次调查于1948年7- 8月进行，调查的区域扩大到与万全邻近的宣化县(调查地点包括宣化县城和115个村庄)，调查内容是方言和民间信仰。利用同行的王辅世收集的方言资料，贺登崧写成了宣化方言的研究论文，又分别撰写了宣化乡村寺庙与民间信仰的调查报告。时隔多年以后，整理出版了宣化县城庙宇研究的专著。 1948年，贺登崧接到上级教会的指示，离开中国。1950年，贺登崧申请到日本传教，同时进行日本方言的调查研究，曾任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参与编纂《日本语言地图集》等，是现代日本方言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被称为“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直到1999年8月9日在东京去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