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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如果不担心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笔者认为可以将贺登崧对中国方言、习俗、信仰，即所谓“民间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地理学研究，大致概括为两层含义：一是深入到中国的乡村社会，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进行小社区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强调中国文化的地方性传统;二是通过在地图上标示特点区域内诸多文化现象的不同特征，划分出由不同文化要素确定的文化区域，并将其形成过程置于区域社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解释。 毫无疑问，贺登崧对中国民间文化最为关注的两个要点——方言与信仰，都是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他的研究当然属于民俗学范畴。但就其研究方法的上述两层含义而言，似乎都可与区域社会史或近年来史学界非常热衷于讨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发生极大的关联：前者可以说就是此类研究所强调的“区域”视角和田野调查方法;后者则在追问区域社会史研究者所必须回答的几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区域?如何划定区域?区域怎样形成? 就前者而言，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区域社会史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田野调查带给研究者那种深入乡土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才能意会的文化体验，也已经激发了诸多学术思想的灵感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或者是对旧有问题的全新解释。因此，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强调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要“走向历史现场”，去“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民俗学者也在呼吁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应该摆脱传统的“超越民俗传承的具体时空、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不能将“民间文化、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落中抽取、剥离出来”，而是要在语境中考察民俗。不管是“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还是“民俗事象的语境”，要想对之有所体认，研究者毫无疑问需要做的工作，是贺登崧以及与之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走到民间去的中国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已经做过的工作。无怪乎刘志伟会以贺登崧与顾颉刚、容肇祖的田野调查研究为例，说明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学界有着深厚的治学传统，而非“突然冒出来的幽灵”。 至于后者，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已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实践做出了回答，也已经形成了诸多相当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式：施坚雅以市场体系为中心建构的区域模式，台湾学者从民间信仰研究发展出的“祭祀圈”理论，文化地理学者以语言、习俗、宗教为标准划分的文化区域，社会经济史学者按照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为标准划分出的社会经济区域等等。他们试图借助不同的标准或认识工具来确定某个特定区域内的空间结构形态，这种有固定空间范围的“区域”概念已经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后现代地理学家具有颠覆性的批判：萧凤霞(Helen F. Siu)与科大卫(David Faure)认为“区域是一种历史建构”，张伟然从士大夫的区域观念出发强调“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应该比“形式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更为重要，新区域地理学家不再将区域视为固定的地域划分，而是变动着的社会构成，甚至是一种“鉴别确认”。也就是说，“区域”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地理空间，它的形成都应该是政治力量、经济关系、族群迁移、文化认同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历史过程的一种结果，“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所要做的，便是寻找造就这个空间结构之历史过程的各种动力和因素。” 这些认识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提，因而也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