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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看待中国未来 孙中欣：对于中国的未来，您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呢？ 傅高义：我当然是客观派，但是我偏向乐观派。比如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政府的确想把农村搞好。中国民众的一些不满，很多都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已，不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中国文化本来是不能批评领导的，现在能批评政府的多了，这也是进步和自由度提高的一个标志。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很严重，我不同意。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很严重，不满情绪还远远不至于严重到闹革命的地步。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最近《华盛顿邮报》有个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记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财产。那些人是不想搞革命的，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农村里面土地虽然不是私有，但是包产到户，农民有地种，能种自己要吃要用的东西。 孙中欣：当一个社会里很多人都拥有一定的财产，他们可能在政治观点上比较保守，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希望有剧烈的变革。您写过一本书，是研究日本中产阶级的，您如何看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问题？ 傅高义：日本的中产阶级跟中国的很不一样。我在日本做研究的时候，日本的公司是终身制度。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一样，中国白领的职位很不稳定，很多都要跳槽，在不同公司间流动，不稳定。所以我希望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在10年时间内不断健全。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如当时日本的中产阶级那么稳定。 孙中欣：世界范围的中国研究中，欧美学者的声音比较大。考虑到语言的优势以及中国国内强有力的学术期刊的数量等因素，您认为中国研究的重心有没有重新回到中国的趋势？中国本土学者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傅高义：我觉得中国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学者，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就很好，而且中国国内的学术发展越来越快。但是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研究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不是搞学术。很多能干的学者还是到国外去学习了，此外中国在图书资料等资源方面也有一些限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