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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时跟随白先勇始习中文 《新民周刊》：你还记得你读第一首中国唐诗的感受吗?唐诗中究竟有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艾朗诺：1967年，白先勇老师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那年我19岁，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读二年级，当时我学的是英国文学。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中文，读一首中国唐诗也很困难。 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首中国唐诗是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当时我觉得，诗中的那个意境很吸引我，非常之美，与我之前所读过的英文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我就一头扎进去了。 《新民周刊》：听说你跟白先勇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你们之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交往经历? 艾朗诺：我第一次学中文是跟着白先勇老师学的，白先勇先生对我来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觉得我一直很幸运，当时我只是一个19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想学一点中文，当作玩儿一样嘛，然后我就跑进中文课堂听中国语文及文学课程了，遇到的老师就是白先勇。白先勇非常热情，当时是很年轻的白先勇，他也才30岁，我遇到他时，他从爱荷华大学毕业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才一两年。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白先勇帮我起的，取音译，我很喜欢。当时和我一起上中文课的美国人不多，我依稀记得那时如果一门中文课程有八九个学生来上，那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可完全不同了，现在(UCSB)每年第一年选修中文课的学生超过 100个了，足见中文教育在美国经历的改变是何等巨大。 其实我在开始学中国文学时，就已经起步晚了，学得很困难，钱钟书先生15岁就开始读《古文辞类纂》等大型选本，为一生治学之始，而我快20岁时才认得第一个汉字，那就是“一”……其实学汉字应该从孩提时就开始，所以我到今天读书、写字都非常慢，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习中文。 《新民周刊》：在你19岁开始学习中文时，你的家人理解你吗? 艾朗诺：他们当然不懂我在做什么!而且当时他们也觉得学中文是很没有用的事情，对于我学中文，他们不太高兴。 《新民周刊》：在你的求学生涯中，哪些导师对你产生过深远影响? 艾朗诺：1971年，我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念书，继续研究中国文学。 我在哈佛大学最主要的导师JamesHightower先生(中文名海陶玮，哈佛大学专治中国文学史的老一辈专家)与方志彤先生(AchillesFang，钱钟书读清华大学时的同学，方志彤曾译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们对我今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JamesHightower先生研究过贾谊的汉赋，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接受哈佛燕京学社派遣来中国留学，他对中国非常了解，日本侵华那时，JamesHightower先生也曾被日本人关进过监狱，坐了两年多牢，之后他才回到美国。方志彤先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离开了北京，一直在哈佛，他也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做事情。 1976年，我获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是以《左传》及先秦叙述形式为题;1977到19 83年，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 《新民周刊》：1987年，你为什么会离开哈佛大学去加州大学教书? 艾朗诺：因为哈佛大学跟其他大学不一样，年轻副教授没办法留在哈佛一直升任教授，尤其如果你是从哈佛毕业留校的，你可以在哈佛任教8年，但8年之后你要离开，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你一直升到教授，所以当时很多年轻学者就自己选择离开哈佛了。那时全美国只有哈佛这样子。 今天美国几乎大大小小的高校都开设了中文课程，现在很容易找到教授中文的职位;但上世纪80年代可不像今天，当时全美国的大学如果一年能有2至3个中文教职，就很好了，所以哪里找得到工作就到哪里去，我记得当时我的母校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正好有一个教授退休，空出来一个教授中文的职位，所以我马上就回到加州大学了。我做过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8年的东亚系系主任，上世纪90年代，我做过5年系主任;2002年到2005年，我又做了3年。现在不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