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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者，历来不太留意王蕴章其人其事。但事实上王氏是早期商务印书馆旗下的重要人才，自清末至民初的十数年间，连续为该馆主编《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两份刊物。这两份杂志都在“五四”以后进行了重大变革，王蕴章谢幕退场，改由新文学阵营人士主导。此一过程，向来被诠释为新旧文化势力的交锋，代表旧势力的王蕴章的贡献也因此被一笔抹煞。不过，胡晓真的《知识消费、教化娱乐与微物崇拜──论〈小说月报〉与王蕴章的杂志编辑事业》一文的重点，倒不是为王蕴章翻案，而是在基本上承认他代表了新旧过渡时期逐渐式微的旧派文人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其如何在杂志编辑事业中，进行“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的工作。商务印书馆具有营利与启蒙的双重任务，而《小说月报》(以及《妇女杂志》)在王蕴章的规划下，不论栏目设计、内容选择，乃至版式编排，都展现了编者以杂志为百科式通俗教育的企图。王蕴章所编杂志，一方面呈现出现代的“知识与信息的消费化”与传统的“道德与教化的娱乐化”两种特质交错的画面，另一方面，则透露了编者个人怀旧品味的、以微物为中心的“微观式世界文本化”的倾向。 从晚清关于新教育的提倡，到“五四”对于男女教育平等的追求，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报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凌云岚所撰《“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以1920年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两起新闻事件，讨论新文化人所向往的“自由恋爱”，是如何与“教育普及”纽结在一起的。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原本可能只是湘省社会新闻中的两个小插曲，但在特定的时代思潮与文化氛围中，它们所触及的婚姻问题，最终被引向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讨论。此后湖南之男校开放女禁以及女子参政运动热潮，虽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但这两起事件至少也是触媒之一。作者认为，女子教育的普及能够带来女性人格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独立，在此基础上，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所作的选择，才有可能通向真正的“自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曾将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落实为“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不是古人或外国人的话”，“说自己的话，而不是他人的话”，“发出真的声音，而不是瞒和骗的虚假的声音”这样三个基本要求上，而他们显然是将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青的一代身上。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新青年〉为中心》一文的论述重点，是强调要实现前述启蒙要求，教育是一个关键环节。在作者看来，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其意义超出了教育范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文章分析了此举的深远影响——“五四”文学革命所创造的现代文学是通过进入中小学教科书而真正在国民中扎根的；更强调此举在当时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话文作为新思想的载体进入课堂，成为青少年思维、表达、交流的工具，进而使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与钱理群的侧重精神文化建设略有不同，蔡可的《壬戌学制与语文及文学教育的实践》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变化。1922年出台的壬戌学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与启蒙叙述相一致的主导思想如个性自由等，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与衰减。壬戌学制下的国语课程纲要，体现了各方面的要求，形成的是多样化的语文形态，文学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白话文学作品的入选，使得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的层面凸显，但这并不能摆脱语言训练的制约。而且，由于国语教育负载着国民性培养的任务，蕴涵在其中的文学教育，也在逐渐向知识技能型靠拢；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美育及情感教育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很难在课堂上实现。至于高中的文学教育，则近于大学的“预科”，文史是其主要形态。 1920年代中小学的课程建设，与大学的学科规划，毫无疑问存在很大差异；但二者又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同属新文化运动的延伸与展开。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对中国现代大学及学术制度之建立，关系重大。创建研究所国学门，固然立竿见影；其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筚路蓝缕，同样值得永远追忆。叶隽《北大德文系1920年代前后的课程、图书与学术》一文，考察的是“德语文学”研究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其分散离合的命运，与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的学人，又是如何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此举不仅折射出中国的“外国学”所共有的学术经历与问题意识，更关联到中国现代学术建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世界胸怀”。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同人中，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成了一时的风尚。其中，主要由北大教授组成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就表现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特殊敏感和浓厚兴趣，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能见到与教育相关的话题。颜浩撰写的《大学之道与独立之路——1920年代《现代评论》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主要钩稽与阐释《现代评论》诸君子对教育独立性的坚持和对教育优先地位的极力维护。关于教育独立，一直存在着经费独立和体制独立两条道路。相对于体制变革的艰难，也许在经费上的要求是更为迫切和理智的选择。更何况，经济不能自主，必然造成在大小问题上受制于人，任何改革的理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对于习惯“口不言利”的教授们而言，意识到这一点不容易；将其真正落实，那就更为艰难了。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大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类、筛选以及等级化的场域，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姜涛《1930年代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所要论证的是，新诗作为整个新文学的急先锋，在美学形式及文化形态上构成的反叛最为激烈，内含的现代性紧张也最为鲜明，这正是“要讲现代文艺，应该先讲新诗”背后的逻辑所在。虽然在读者接受、社会影响的层面，新诗不及小说和散文，但在上述逻辑的支配下，备受争议的“新诗”却成为学院研究、教授的重点。这样一种特殊的张力，贯穿在1930年代讲授“新诗”的大学课堂上。对新诗的演进规律以及内在线索的强调，可以使研究摆脱简单的作家、作品评论，获得一种“学科”的品质，同时，在课堂讲授与知识传递方面，也十分有效。但当这种“分期”想象，逐渐沉积为一种学院“常识”，后人对新诗历史的认识是否也会随之固化，失去对丰富的历史可能性——特别是对那些线性叙述之外的交错、偶然和矛盾因素——的敏感，当然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