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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运动过后的学术建设，在1949年之前却难言成功，为什么?陈泳超《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文学研究须以口头资料为起点，这与早期文史学者的传统训练不相融洽。193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留学生的归来，民间文学研究也呈现了一些新气象。但是由于民间文学在本土与西方两大学术传统中都没有确定的地位，因而始终未能进入正规的学术与教育体制中，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学科的深入发展。陈文的结论是：一个学科要想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学术教育体制里占据位置，除了本身的性质和该学科学者的努力之外，大概还依赖于两种势力的支撑：一是本土传统；二是西方学术。文学中的诗词文赋研究可以归入前者；人类学、民族学可以归入后者；而语言学中的方言学可以算是两者都占了。相比之下，民间文学在两方面都没有优势，宜乎其在学科体制内始终只能是附庸或点缀了。民间文学的这种宿命，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出现根本的改观；但这一改观也带来了别样的问题，其中原委需另加论述。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教育各相关课程，此消彼长。与“民间文学”的迅速崛起相映成趣的，是“文艺学”的逐渐成形。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后果》称，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学教育重心在“文学史”——无论是中国文学史，还是西洋文学史；1949年以后，这个重心发生了偏移，由重“文学史”转向了重“文学概论”。其制度形式，便是以教授“文学概论”为目标的“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一学科的特点是“以论代史”，与此前强调尊重事实的“文学史”传统有很大差异。后者具有较强的怀疑能力，对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颇多抵触，难怪其受到当局的轻视。作者认为，文学教育由“文学史”传统向“文艺学”的转移，进一步强化了大学里的文、史分家趋势，最终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 在贺桂梅的《“现代文学”的确立与1950～19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中，作者论证了从“新文学史”到“现代文学史”的变迁，其实也是用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取代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即以“革命”的知识论述取代“启蒙”的知识论述的过程。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革命”知识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成的体系，而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建构过程中。这种“非稳定”的特性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文学史的论述和文学史著作的命运。胡风、冯雪峰、周扬等左翼评论家有权威性，正因为他们是有资格转述、阐释和发挥毛泽东论述的重要人物；一旦他们被剔除出左翼阵营，也就丧失了这种权威。因此，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的核心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论》，但必须随时吸收最新文艺政策的观点，把“续写”在《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新权威论述纳入文学史当中。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文学”所代表的一套知识体系，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阵营接轨、同时能够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建构的当代左翼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构建，与中国现代的“文学教育”密不可分；而香港的现代文学教育，又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陈国球撰写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经典的传递──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选取香港文学教育的部分层面作为观察点，尝试探析“文学经典”透过“文学教育”的传递所展现的种种问题。文章着重剖析港英当局如何在“中西交融”这一冠冕堂皇口号的掩盖下，务使中文教育与当时中国内地的政治文化保持距离，以维护其思想统治。于是，一种以“开明”、“国际”为外衣的“非政治”思维，渐渐成为香港的“在地性”的重要构成元素。 当今中国，“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话题，正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目光。不仅仅是教育学/教育史专家，普通民众以及各行各业的读书人，也都可能越俎代庖，就此话题侃侃而谈。私心揣度，今人之谈教育，既是历史研究，也含现实关怀。这就难怪坚守学术立场、又希望介入社会变革的人文学者，会出而大谈教育。不管是曾经搅乱一池春水的中学语文讨论，还是至今仍余波荡漾的大学史研究，人文学者的“不安分”，使得“教育”这一话题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回以北大为平台构建的“学术对话”，其基本理念是：所谓的“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对这一“社会实践”或“文本系统”的解读方式，取决于解读者个人的学术/文化立场。理论资源不尽相同，但今日中国学者之谈教育，大都包含了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考、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以及学院中人的自我反省。而这，决定了此论题本身的“进行时”与“开放性”。 既然如此，你我何妨暂时无视学科边界，从容湛定地走一遭。 《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陈平原编，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