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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已经有不少学者有这样的看法。例如，1978年，丹·本—阿莫斯就认为，汤普森本人把他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仅仅看做未来研究的工具，而非研究本身（a mere tool for future research， not research per se）（Dan Ben－Amos，1978：25）。1982年，刘魁立先生在《世界各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述评》一文中也认为：“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原因使得我们只能把编纂索引看做是研究工作的手段，而不是研究工作的目的；看做是研究工作的准备，而不是研究工作本身。尽管如此，为方便掌握和利用无法数计的民间故事资料，类似AT索引的存在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利用这些索引，既不说明我们对它所存在的诸多缺点的迁就，也不意味我们对其编者的理论原则的苟同，我们利用这些索引手段仅仅是为了工作的便利和使大家在工作时能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而已。一位学者说过，一种语言的词汇在辞典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有多种排列方法，但是大家选定了按字母表来排列的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最皮相、最不说明词汇本质的方法，但它最简便实用。我想，情节索引也与此相类似吧。但这只是比喻而已。”（刘魁立，1998：386－387）而普罗普的功能概念却已经是在AT分类法的基础上做的科学的或理论性的研究了。在汤普森主观上为自己的工作设定的目标或目的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他的工作和普罗普的研究相比较，因为一个是研究的准备工作（汤普森），一个是研究工作本身（普罗普）。而且，普罗普的形态学研究是限定在单一文化的单一体裁中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存在着“自识”的问题；而汤普森的分类是跨文化性质的和全球范围的统计和分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他的研究才存在着“互识”和“交互主体”的问题。当然，吕微可能会说我在这里狡辩，因为只要是研究者面对着研究材料，无论这些材料是出自自己文化或民族还是出自其他文化或民族，都有“互识”和“交互主体”的问题。 但从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的客观立场来看，吕微的比较又可以成立，因为汤普森的母题分类是有“理论”的，正如吕微和丹·本—阿莫斯都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汤普森并非在做纯粹的经验分类，而是一种“研究”。正是在它们都是研究的意义上，我又说汤普森和普罗普的研究是可以比较的，因而吕微的比较在这个层面上是有效的。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汤普森和普罗普确认母题、功能的标准都是客位主观性的，其间只有抽象程度的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 三、关于普罗普的“功能”及其序列 这就涉及到了普罗普（Vladímir Jákovlevié Propp，1895—1970）的俄罗斯神奇故事功能研究。普罗普在回答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1｝时，写了《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一文｛2｝，对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作了集中的阐述。说起普罗普，在有些方面，他和汤普森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似乎都以林奈的生物学分类为榜样来研究民间文学，他们都声称自己从事的是经验研究，都是从材料里得出的结论。但是，和汤普森相比，普罗普作为一个出生在有德国血统的家庭、后来在彼得堡大学主攻俄语和德语语文学乃至于再后来也教授德语的学者，他是受过德国哲学精神以及欧洲时代精神的熏染并且又得其精髓的。尽管普罗普本人在回答列维—斯特劳斯的责难时说，“列维—斯特劳斯教授同我相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势：他是位哲学家，而我是个经验论者，并且是个坚定不移的、首先注重仔细观察事实并精细入微和有条不紊地对其进行研究的经验论者，会检验自己的前提和环顾每一步推论”（普罗普，2002）（结合他下文对列维—斯特劳斯抽象逻辑的反驳，这话也许不无讽刺意味），但是，普罗普在《神奇故事形态学》｛3｝一书中所做的功能研究似乎并不能让读者从纯粹的经验论角度就可以得到一目了然的理解。 普罗普在同一篇文章中抱怨《神奇故事形态学》的英译者“全然不懂”他在原书中引用歌德的题词有什么用，并且说： （改译者）将它们当做多余的点缀而野蛮地删去了，然而所有这些话都取自歌德以《形态学》｛4｝统而称之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的日记。这些题词应该能表达出该书本身未能说出的东西。任何科学的最高成就都是对规律性的揭示。在纯粹的经验论者看到零散的事实的地方，作为哲学家的经验论者能发现规律的反映。不过那时我已经觉得这一规律的揭示可能会有更广泛的意义。“形态学”这个术语不是借自基本目的在于分类的植物学教程，也非借自语法学著作，它借自歌德，歌德在这个题目下将植物学和骨学结合了起来。在歌德的这一术语背后，在对贯穿整个自然的规律性的判定中揭示出了前景。歌德在植物学之后转向比较骨学并非偶然。这些著述可以向结构主义者们大力推荐。如果说年轻的歌德在那位坐在自己尘封的实验室中、被一架架骨骼、一块块骨头和植物标本所包围的浮士德身上除了尘埃什么也看不到的话，那么步入老年的歌德，为自然科学领域精确的比较方法所武装的他，透过贯穿整个大自然的个别现象见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整体。但并不存在两个歌德——诗人歌德和学者歌德；渴望求知的《浮士德》中的歌德与已经完成求知的自然科学家歌德是同一个人。我在某些章节前引用的题词——标志着对他的崇拜。不过这些题词还应该表达出了另一重意思：自然领域与人类创造领域是分不开的。有某些东西将它们联结起来，它们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可以用相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我引这一段长文，因为它意味深长，对我们理解普罗普的思想很重要。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几个意思：一、普罗普虽然强调自己是经验论者，但他并非一般的经验论者或者纯粹的经验论者，而是一个“作为哲学家的经验论者”，因为他在《神奇故事形态学》中所做的研究，显然并非仅仅“看到零散的事实”，而是要发现规律，从变化中找出不变的东西。二、普罗普的“形态学”概念并非我们一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直接效法于自然科学，而是来自歌德。当然，欧洲自然科学中的“形态学”观念与歌德以及当时的哲学思想也并非没有关系，但这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我之所以判断年轻的普罗普的思想与当时以及他之前的德国哲学思想有关系，不仅是因为他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影响，而且也因为他自己的这段“夫子自道”。而这一点，绝非不重要。相反，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普罗普对俄罗斯神奇故事的研究尽管如他本人说的那样是“十分经验化、具体化、细致化的研究”，但它不仅仅是纯粹的经验研究。他的研究目的也不仅仅是植物学意义上的分类；事实上，如丹·本—阿莫斯已经指出的那样，歌德当年在与席勒的通信中也使用和讨论了“母题”这个概念，这至少说明民俗学的“母题”概念有多种（文学的甚至哲学的）来源，该问题，此处不讨论。三、普罗普对“除了尘埃什么也看不到”的年轻歌德与“透过贯穿整个大自然的个别现象见到的是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整体”的老年歌德（但二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描述尤其值得我们回味：为什么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呢？普罗普认为，老年歌德之所以能够见年轻歌德所未见，恰恰因为前者“为自然科学领域精确的比较方法所武装”，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吕微之所以在汤普森和普罗普那里看见了我当初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正因为他有预先在脑海里准备好了的“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和我们每个读者能够从普罗普以及任何人的著作中“看出”什么有关。但我们发现，普罗普的这一说法与他在下文中的自述是矛盾的：他认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好像学者是先有了方法，再考虑把这个方法用在什么对象上，“但在科学中从来不是如此，在我身上也从来不是如此。事情全然是另外的样子”。普罗普说，他的方法“缘于一个观察结果”（贾放，2000）：他在阿法纳西耶夫编选的故事集里读到了一系列被逐的继女的故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里，继女被后母派到树林里去时分别落到了严寒老人、林妖、熊等等的手里，阿法纳西耶夫根据出场人物的不同而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故事，但普罗普却发现，这些人物考验和奖赏继女的方式虽然不同，但行为却是一样的，因而这些故事应该算同一个故事。他说：“这激发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从人物在故事中总是做什么的角度来研究其他的故事。这样，根据与外貌无关的角色行为来研究故事这样一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就通过深入材料的方式，而非抽象的方式产生了。我将角色的行为，他们的行动称为功能。”在《神奇故事形态学》中，普罗普是这样来具体描述他的“发现程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