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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 “大词”与歌手立场 老吕： 在“母题”就是口头程式理论的所谓“大词”那一段，我加了几个“批注”｛1｝，给出了一点点用词上的建议。你关于母题不是切分故事所得，而是比较种种不同的故事、发现相同部分所得的总结，令我印象极为深刻。那么，口头程式理论（约翰·弗里）经典的“大词”的内涵是什么呢？大词也是一个结构性的单元，它可以小到一个“词组”，大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大词是歌手武库中的“部件”，形成于长久的演唱传统中。大词的界定，完全是“比较”的结果——重复律在这里起作用。而且大词可以是跨文类的，也就是说，它可以由叙事歌、史诗、故事等不同文类共享（例如中古英语传统中的现象，在《口头诗学五题》中我们有过探讨）。由此可以观察大词的结构－功能意义。不仅如此，大词还负载着“传统性指涉”。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起过的荷马的“绿色的恐惧”，或者南斯拉夫的“黑色布谷鸟”，就是这样一些“大词”。有人或许会问，大词不是和程式是一个东西么，为什么在程式之外还要发明一个“大词”来？这里凸现了立场的问题。可以差强人意地总结说，程式是一个更为立足于“他者”立场的对民间演唱中特定现象的描述；而“大词”则倾向于试图从歌手立场出发，发现歌手创编技巧和法则的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其实从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到奥利克的史诗法则，到普罗普的31个功能，再到帕里—洛德的“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概念，最后来到弗里的“大词”，从故事海中提炼故事叙事中“要素”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样的讨论，也一直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科的前沿话题。学科的建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对这些问题的索解。 最后，从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具体到某个歌手那里，一个特定的“母题”或者“大词”，可以用在“本子故事”里，也可以用在“镇压蟒古斯的故事”中，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其他民间文类中。这等于说，在民间故事叙事背后，有一个支撑这些叙事的更大的传统，一个具体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瓢饮”。其中发现大量同质同构的玩意儿，有什么奇怪的？ 病痛中不能久坐，匆匆写几句话，算做呼应。 朝戈金 2006年11月15日 【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 一、引子 这些年，由于和吕微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共事，自然有了诸多向他讨教和同他讨论的机会。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发来自己的新作，让我提意见和批评。这不，前阶段他又发来了一篇长文《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之一（顺便说一下，吕微一出手，文章就短不了）。我的第一反应是重新勾起并加重了我的惭愧，因为他的大著《神话何为》在刚出版之后，我就写过一篇书评，但由于当时的兴趣点不在他讨论的问题上，所以，我对他在书中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功能性母题”和“类型化原型”，只是提了一下，而根本没有展开讨论。｛1｝当然，这其中可能还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它们的能力，所以，我记得拙文发表出来以后，只落得吕微略带苦涩的一句轻描淡写式的话——“不错”（他当时好像确实说得很轻，几乎到了不能让我听清楚的程度），而我当时立刻就在心里浮出了愧疚的想法——这样的文章，虽然我主观上没有吹捧的动机，但客观上却写成了一篇蜻蜓点水的“吹捧式”书评，而这样的文章，有不如无。因为在今天的我看来，真正的学术书评，至少要对所评的书的方法论或主要问题展开充分的分析和讨论，而非点到为止。遗憾的是，自该书出版以来的5年里，真正讨论它的问题的人仍然极少，致使吕微在发来的文章的第一稿中不得不感叹：“但谁耐心去发现你的良苦用心？”我好像感觉到吕微在恨恨地说：“你们都不讨论是吧？那我自己来讨论！”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个写过书评的人汗颜呢？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吕微把我等远远甩在后面”（刘晓春语，大意）的一个表征。 当然，客观地讲，并非每本书的问题和方法论都值得去认真评论或讨论。即使吕微在暗地里恨得满地找牙，仅凭这一点，也不足以让大家都来关注和讨论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之所以值得我们讨论，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学科来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现在觉得自己仍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写作篇幅来讨论这两个概念。2006年11月6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神话与民间信仰”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被指派为吕微发言的评议人。他发言的内容正是此前已经发给我的那篇文章。由于当时给他发言以及给我评议的时间都非常短暂，我只是表示了对他的两个结论的“怀疑”：一、汤普森的“母题”是纯形式的而普罗普的“功能”则是有内容或者和内容相关的；二、汤普森的“母题”可以成为通达他者的途径之一，而普罗普的“功能”则不能。当时，我的“怀疑”多半只是出于“感觉”，无法也不准备形成文字，而正在此时，吕微鼓励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一方面是避免自己事过境迁就淡忘了，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阶段性想法的一个整理和记录。于是，才有了这篇“野叟曝言”式的读书笔记。 吕微在《神话何为》以及在发来的文章中研究的动机之一，是想发现“经典的民间文学概念、方法在今天可以被我们重新‘激活’（高丙中）而继续为我所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极为赞成的。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民间文学关键词研究》，其目的之一也正在于此。而且，我也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即对学科传统资源的再思考和重新开掘，单单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甚至文学一个学科的知识储备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吕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以哲学思辨的途径寻求对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的再度反思的突破口，我以为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本人虽不才，但也想在此方向上做点愚者之思，虽然我知道：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会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向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学科自身为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和范围。因而，这样的研究努力，无论其本身做得是好是坏，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可能落得的结局无非是：或者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即英美国家里人们常说的“Nobody takes it seriously”，或者是有人把你当回事，但不能理解你究竟要干什么，结果都是像吕微这样落得一个悲凉的感叹——“但谁耐心去发现你的良苦用心？”今年夏季，我在德国和那里的几位民俗学“大腕”的交谈，大概可以印证我的这个感觉（户晓辉，2006）。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外在于学科和学术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学科发展到今天，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学科根本就没有危机，因为现在的所谓非物质文化“运动”｛1｝好像是给我们的学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契机，我们也自然可以不断地扩大学科边界，不停地变换研究对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以掩饰学科基本概念的混乱不清和基本地基的摇摆不定。 在近几年的读书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小了，本来就不擅说话的我益发不会讲话了，也越来越不会也不敢写东西了。如果说原来还有建地面建筑的想法，那么，近年来我的想法是：这辈子如果能够为学科的打地基工作添砖加瓦，就于愿足矣！所幸，吕微已经在前面引路了，我不敢说自己是他的同道，但有了他，我至少可以说“吾道不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