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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纸间生涯类蠹鱼，书斋终日如蛀虫。日前正在看一个日本学者写的回忆录，他起个题目叫做“学究生活の思ぃて”，这里的“学究”，和周一良先生 “毕竟是书生”的“书生”略相仿佛，虽然有人批评过学究的“专业”趋向导致“关怀”缺席，“书生”习气会让“立场”淡化，但读文献成为习惯，看论著乃是专业。“关怀”和“立场”在心中当然还有，只是常常表现在评论和随笔中，并不常在日常阅读和专业写作中，毕竟这是两个领域。 这一辑收录的是几则阅读日本前辈学者旧著的日记，当下新的学术论著固然重要，但是，毕竟“东洋学の开创者たち”留下了相当多基础性的研究。我总有一个想法，觉得看国外中国研究论著，还是从头来较好，绝不可像劫花石纲那样，半路横插一杠，想买什么的时候只管“做没本买卖”，还是应该从源头处，和他们共同走一遭。知道他们的来路，也理解他们的背景。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反复看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明治以来奠定了日本东洋学走向的著作。记得有一次我接受访问，说了一些有关海外中国学的看法，发表出来时，居然有一个惊悚的题目，叫“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后来不少朋友打探这话的底细，其实“卑之无甚高论”，我的意思，无非就是要国人留心海外中国学本身的背景和思路而已。虽然这话惹了一些麻烦，遭了一些误会，但我想还没有大错，不了解洋学问的洋背景，不问清洋著作的洋来路，以为异域之人和我们一样在研究“中国”，恐怕是“对塔说相轮”。 下面日记中所涉及的这些书，肯定陈旧了一些，好在未来虽然会“崭新”，但历史总是“陈旧”的。日本人把“旧书”说成是“古书”，这很有意思。平常，我一方面读的多是中国“古书”即古典文献，另一方面也读日本“古书”即旧时论著，两方面的阅读，既让我回到古时的思想史，又让我进入现代的学术史。 一、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创文社，1974，1977）第一编中有《唐の开元、天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察》，尽管写得早了些，却颇值得看，尤其是第二节《社会史の方面よりする二、三の考察》中引敦煌卷子（P.2518）《二十五等人图》讨论当时士庶一般概念中的人品、职业、知识的分野，指出尊重士人而贬低庶人的标准，在当时是“根据教养与文明的程度”，所谓士人阶级是“有教养，解人伦，可以对社会有思想指导力的人”，而“庶人则是不解人伦，自在自存的蒙昧者”（58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六朝以来讲出身的门阀制度便崩溃了。 但这种精英（贵族）社会的改变，与知识（文化）的世俗化，是否也带来一种水准的普遍下降与实用风气的上升？当知识已经成为一些记忆的内容和背诵的教条时，普及带来了知识的程式化和条文化，纯精神无功利的知识追求逐渐消失，而由知识建立的教养也渐渐贬值。那波利贞提供了相当好的几类例证，一是贵族渐渐无知识，二是书仪的流行，三是简化仪礼著作的出现。他指出，“一方面，士人阶级家庭教育，家族传统及教育弛缓低下，不复如初唐以前及南北朝时代，缺乏依据经典自处的教养。正因为这种堕落，所以需要编纂这一类书籍以传播一些一般性礼节，而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是，庶民社会显示出它的价值，庶民中的富裕者其生活质量渐渐上升，也要模仿士人阶级，运用这类礼仪、书仪等著作。中唐晚唐这一类书的流行，恰恰证实了士、庶之间的变化。同时，中唐以来，古代传统中的士人阶级父子师弟之间依赖体验的训练和家庭教化传统已经失坠，……相反，因为综合而整齐化了的教育趋势在渐渐蔓延”（88-89页）。这一观察相当重要，但我以为，这一变化的开端似乎可以提前到初盛唐之间。 那波利贞的总结是，“贵族性倾向到庶民性倾向，保守传统的倾向到创辟蜕脱的倾向，庄重典雅的倾向到轻躁卑俗的倾向，这一时代转变就是中国中世史时期向近世史时期的转化”（196页）。这样，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变化就被纳入“唐宋变革”的框架中了。（1998年2月14日） 二、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 读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宫崎市定全集》13册《明·清》，40-65页，岩波书店，1992，1999）。此文分为：一、元明革命的印象与现实；二、元明革命中的连续性；三、太祖政策中的元明断裂；四、永乐帝政治的回归性；五、结论与余论。兹摘录如下：首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书禁止胡俗胡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元明之间是民族政权以及文化的大转换，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有此诏书，又有八月己卯除书籍、田器税诏书、三年五月己亥设科举取士诏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恢复宋代那样的文化国家，元代那种尚武将轻文官之风长期延续于明廷，太祖之政策其实也沿袭元朝，如元代一样的分封诸子，如蒙古人一样用白话圣旨等等，说明“太祖的政治从一开始起，主张对蒙古的民族革命的意识就非常低”（54页）。 但是，宫崎指出，朱元璋作为汉族中国人，他又有很多中国化的理想，与蒙古人相当不同的就是“锁国政策”（54页）。而永乐皇帝朱棣则更以祖宗之法的名义，继承了太祖的锁国主义和朝贡制度（63页）。因此，历史始终有断裂和连续两面，“元明之间，确实有民族革命的一面，在这里可以确认有断裂性，但这就像过去历史中的唐宋一样，唐代法律并未因为王朝交替，同样在宋代通行。同样的例子是，令人惊诧的是《大明会典》并未因为民族政权更替，在清代初期仍然使用。所以，对于元明之间有那么多意外的连续，不必觉得奇怪，也许比较合适的解释是，这场革命最初并没有民族革命的意识，但是结果却成为了民族革命” （64页）。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变化，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正如“五四”之兴起，主流本是民族主义运动，后来被解释成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一样，很多对先前的历史认知都来源于后来的重新解释。（2003年6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