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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 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六章《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史》中说到，包含了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有四个指标，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这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说法，凡是说到“东亚文化圈”或“汉字共同体”的人，都会引用这个说法。 但需要注意他下面的补充。他指出，在各个区域这四者是不等同的，比如日本，假名文字以及以此写作的和歌、女流文学、能、茶汤等等，以及更后面的俳句、歌舞伎等等，就是日本特有的（611页）；到十世纪，律令制弛缓和庄园的扩大、贵族如藤原氏的全盛与武士阶层的勃兴（612页），更开始了日本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与中华帝国九至十世纪的衰落有关。他更指出，“宋代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自称皇帝，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样，东亚的国际关系，就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的国际秩序便开始了”（616页）。（2003年6月22日） 四、桑原骘藏《考史游记》 《考史游记》收在《桑原骘藏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68）。 据卷首矢野仁一在1941年写的序文，这是光绪三十三年即明治四十年的事情，当时矢野仁一被清政府聘来教书，住在西城劈柴胡同。当时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大约有八百多，大半住在西城，如化石桥的岩谷博士和《顺天时报》诸人、王府仓的杉荣三郎博士、松树胡同的铃木，而桑原骘藏则住在东城，即裱背胡同。那段时期中，桑原氏曾有三次在中国旅行，一次是往西安洛阳，一次往山东河南，一次往东蒙古。矢野说，他对蒙古问题，特别是蒙古旗地旗界和喇嘛教很有兴趣，而桑原骘藏考察东蒙古，是因为当时经商的三岛海云劝说，矢野氏有兴趣，所以也顺便一同前往调查（在去西安洛阳的那次考察中，后来著名的学者宇野哲人也随同前往）。下面，我便随手摘译其中一些有趣的片段。 （一）《长安の旅》中所记载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始末。 9月26日日记中桑原记载，未央宫遗址东南约十里，为金胜寺即唐代的崇圣寺，明代为崇仁寺。寺在西安府西郭门正西约四五里，据《长安县志》称，其寺隋代始建，初名济度寺，唐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高宗移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而以其处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妃以处之，复徙邻之遵德寺于修祥坊之太原寺，而以此处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两处并改为崇圣寺。明代天顺八年秦藩修缮，匾曰“大崇仁寺”，俗称金胜寺，这时因为寺庙后面有金胜铺和金胜亭，之所以叫“金”，是为补长安五行缺金之气。桑原去考察的时候，南北仅两町半、东西一町半，因火灾仅余颓垣断壁，有一石坊，坊之后约三十间许，有碑石三四方，其中之一，即后来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碑在明末被人发现。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说是崇祯年间，而钱谦益《景教考》说是万历年间，时代皆误。以当时中国天主教徒之资料可说明，应当是天启五年（1625），卜弥格译其碑文致送罗马，而罗马的Athanasius Kircherus则于1678年加上了碑本中称为Estranh Siles的古体叙利亚文翻译，再加上卜氏对中文的翻译，公之于众，此碑才行于世。从十八至十九世纪，有关其真伪的讨论甚多，但一般都确认其为唐代之物。 但为什么此碑在崇圣寺？桑原解说是武宗会昌年间废大秦寺，故移至此地。桑原氏又引《长安县志》说，现在的崇圣寺也非唐代故地，而是后来迁徙过的，而景教碑所在崇圣寺，可能当年就是波斯胡寺（以上309-312页）。 在10月4日的日记中，桑原又记述景教碑的搬出事件。当天，他看见西关外有搬运大赑龟趺，颇为奇怪，回来后听说，一洋人“见崇圣寺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流涎万丈，欲买之转送伦敦博物馆，陕西巡抚得知，立即移至碑林，以绝其觊觎，始所遇于西关者，知为碑座之龟趺。到10月6日，他再次到碑林验之，”景教碑已移在亭中矣“（338页）。到桑原氏回到北京后，第二年1月，据宇野哲人来信说，Hankou Daily News报道，这个洋人是Danish Journalist Mr. Fritz von Holm。稍后，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他又记载，曾看到洋人买碑不成，便仿造同样大小的碑运往伦敦，他在路上看到七马十人拉车，车辙极深，即运此碑。 ——正因为有此经历，所以桑原氏在明治四十三年四月《艺文》中发表《西安府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文，当若干年后即大正十二年（1923）六月，景教碑仿制品运到京都大学的时候，为纪念此事，他又在史学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即收入其《全集》第一卷中《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论文（386-409页）。可见，像桑原骘藏这样的日本学者，也注重实地考察与研究之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