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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给它们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经济生活及上层社会的生活打下深刻的铬印，也必然会在两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观念中造成影响。具体到我们所探讨的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与天津的关系，则是天津民众大规模地加入到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活动中，并成为这一活动的重要角色。 妙峰山作为北京下层民众宗教和民间政治活动的场所，其对“行香走会”规范的重视和强调是高于一切的，但天津香会却对这些规范视而不见。北京的香会队伍前面必须挑有向碧霞元君进贡的“钱粮”挑子，“钱粮”挑子成为他们活动神圣性目的的最显著的标志。天津的香会不挑什么“钱粮”，他们挑的是茶挑、食盒，里面放的是供会员们吃喝的食品；北京香会中的武会最初严格按照十三档的规则建立和活动，民国后又增加的三档武会，也是在找出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后才允许活动的11。但天津的武会对这所谓的十三档或十六档的规定丝毫不予以理会，他们的武会以高跷为多，大多表演传统的故事，比如“老西游”──三打白骨精、“新西游”──盘丝洞等。总之，表演以新奇、华丽、热闹、逗笑、铺张为要务。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所表演的“新、老西游”故事，有猴子形象出现。猴──“斗战胜佛”孙悟空，是五虎棍会的祖师，天津香会竟把它搬弄出来戏耍，对北京的五虎棍会来说，这是公开的挑衅和侮辱，是严重的欺祖行为。但天津香会在妙峰山上的所做所为，并没有引起北京香会的过激反应，他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碰面后除了礼节性地互换一下拜帖外，不再做过多的交往，也没听说过有冲突发生。 我对此深感不解，妙峰山这座北京下层民众心目中的圣地，他们从事严肃的政治活动的竞技场，怎么能允许天津的香会如此不守“礼法”？采访一些当今北京德高望重的老会头，他们的回答似乎很坦然：“人家是天津的会，跟咱北京没什么关系，当然不一样了！”语气中透出对外埠人不懂规矩的宽容，但就在这种“宽容”和“大度”中，却让人品味出对天津香会的敬畏和无奈。有些会头的回答更直接了当一些：“天津人有钱哪！咱们可比不上。”就在我表现出对他们理解和同情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在“抢洋斗胜，耗财买脸”这个妙峰山庙会活动的主题上，自己相较于天津香会的虚弱无力，又挽回面子似地解释道：“天津的香会，也并不是一般有钱人的，那都是‘把头’们办的。知道‘把头’是干什么的吗？海上的大船主、大盐商！”若这是事实的话，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北京香会组织的确是无力与这些人抗衡的。 “抢洋斗胜，耗财买脸”，这是香会组织妙峰山进香活动的根本目的。面对着一掷千金的天津豪客，面对着阔绰华丽的天津香会，眼看着妙峰山已渐渐为自己“仆人”地位城市的财富所包裹，北京，这个夕阳西下，日薄西山的帝国首都，与这座渐趋衰败，风雨飘摇的城市里的居民，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情？无情的事实或许已经使大家意识到，一个大帝国的行将灭亡和一种古老文明的衰落。就在这样历史急风暴雨的冲击下，他们还能感受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有着勃勃生命力的文明力量正在茁壮成长。历史的沧桑变迁让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既无可奈何，又心灵震撼！ 上文所述，清楚地显示了财富对帝国王权的挑战和蔑视，这是一种源于新的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力量，标志着帝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新的社会力量自然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和保障，这个昔日附庸地位的天津，开始向其“主人”──帝国皇朝，索要它相应的政治权力。天津人以主人公般的姿态，豪迈地走上妙峰山；王三奶奶，这个近世天津人创造的神灵，也紧随其后被堂而皇之地送上了帝国首都宗教信仰的中心。 三 我们没有必要探讨王三奶奶存在的历史真实性，更不必费神考究她是否真的死在妙峰山上。总之，这些都是天津人为了“送”她上山而表述的“合情合理”的理由。我们所关心的是：（一）她何以有这样一种“文化魅力”，作为天津民众文化和权力的象征进驻妙峰山？（二）在她身上蕴涵了天津人怎样的希望和欲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