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很早就想约时间做个访谈，几次见面又匆匆而别。我知道你原来学的是文学，首先想了解你有何机缘接触与人类学有关的研究？ 覃德清（以下简称覃）：两年前就知道你在做人类学研究者的系列访谈，还准备结集成书，这确实是徐老师为人类学界做的又一件好事。实在抱歉的是，得到您的约请后，迟迟没有回应，主要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成果不多，没有什么好谈的。后来觉得徐老师的本意不是论资排辈，而是为了增进了解，也就抽暇来同您沟通交流，借此机会顺便梳理一下以往调查研究的思路。 回忆我走上人类学研究之路，思绪回到令人激奋而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我于1982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并没有明确的主攻目标，随着学校开设的课程听课、看书、学习，先后对现当代文学、美学发生短暂的兴趣。到三年级，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专家刘守华先生给我们开设了一门“民间文学概论”选修课，才使我真正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同时有了接触人类学的机缘。至今仍然记得在寒冷的隆冬之夜，我们围着火堆聆听刘老师给我们讲授民间文学知识的场景。当时，我们成立了民间文学课外活动小组，还编印了《楚苑》小刊物，刘老师给予精心指导，鼓励我们利用假期回家乡调查。家乡丰富的壮族民歌和叙事长诗资料，令我如入山拾柴，收获不少，不免稚嫩，却由此渐渐地进入异彩纷呈的民族民间文化研究领域。 由于本科阶段的民间文学课很少，刘老师让我们年级热心民间文学的同学旁听了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一些课程。有幸的是，当时适逢美籍华人、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丁乃通先生来武汉为刘老师的研究生做系列讲座，我们得以同陈建宪、黄永林、何红一等研究生一起领教丁先生的教诲。丁先生讲课内容很专很精，他运用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几个故事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和分布情况，具体讲授内容已经淡忘，惟知一个普通的故事在全世界的传播，同人类的迁徙史、移民史、交通史、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史，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其中的学问高深而广博。丁先生对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国民间故事怀有深厚的挚爱之情，我们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腿脚不便，却以顽强的毅力，花8年时间按照A—T分类法编成《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他回美国后，还给我寄来关于希腊神话的一本书，勉励我潜心学术。这种激励后学的精神为我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在心底埋下星星火种，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做深入的研究。 徐：大学阶段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你有了比较好的机缘接触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领域，大学毕业后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从民间文学转到人类学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吧？ 覃：民间文艺学与文化人类学都关注“小传统”层面的文化现象，都强调实地调查，两者之间存在潜脉暗通的关系。由于接触民间文学时已经快要毕业了，就抓紧时间多看书。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开设了10多门课程，其中有一门就是文化人类学。我买了他们的全套教材，厦门大学蒋炳钊先生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简明教材资料刊登在《民间文学论坛》上，由此我对文化人类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深感拓展民间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人类学。另外，当时全国学术界正在兴起“文化热”，探讨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章铺天盖地，人们亢奋有余，冷静不足。我也深受影响，同时发现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没有以研究人类各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面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就尽力购买与人类学有关的书籍，慢慢地学习，当时翻译的外国人类学名著也不少，读了以后颇有收获，也被人类学所特有的魅力所深深吸引，浸润其中，其乐融融。 1986年，我顺利考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师从壮族文学研究专家欧阳若修教授，给我们上课的还有壮学专家周作秋教授、黄绍清教授，以及侗族学者蒙书翰教授。他们学有专攻，对民族文化研究事业饱含深情，执著追求，矢志不移，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对学生关爱有加，为学生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经过3年的学习，我有时间系统学习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歌谣学、神话学的知识，加深了对壮侗族群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把从前的兴趣和爱好，转化成专业的知识。198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95年6月，其间下基层锻炼一年，在广西全州县永岁乡任宣传干事，然后回中文系讲授民间文学、壮族文学、民俗与旅游、中国文化概论和文化人类学等必修和选修课程。由于这几门课程都是相通的，讲授起来比较得心应手。从1985年开始接触文化人类学，到1995年考上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整整十年时间。这一转化过程，虽然有一些小的曲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主要归功于我在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不同阶段，都遇上了对我悉心指导、呵护备至的好老师。我深深体会到遇良师而受教，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徐：中山大学给你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黄淑娉教授对你的影响应当是相当深刻的。 覃：1995年前后，全国许多高校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莘莘学子攻读博士学位，考博由冷变热，竞争十分激烈。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这个行列。改变生活境遇是动力之一，但主要还是为了学业的长进。我执迷于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但不是人类学科班出生，没有专门学过人类学课程，学习、教学、调查、研究四个环节交织在一起，实在是底气不足。中文系给我开设文化人类学选修课，是一种鼓励开拓创新的宽容。我需要更系统地学习人类学的理论知识。 中山大学是人类学的重镇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在这里辛勤耕耘，传道授业。1981年复办之后，获得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惟一具有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办学层次和按照美国人类学传统分为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体系的教学单位。我对中山大学向往已久，不时关注那里的研究动态。另外，我知道藏族的格勒师从梁钊韬先生成为藏族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对他的长篇专访。对此，我感触颇深，也萌生了努力成为壮族的人类学博士的念头。所幸的是得到黄淑娉教授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关教师的认可，使我得以如愿以偿。 黄师和中山大学其他老师对我的影响无疑是至深至远的。由于1995年春季入学的何国强和秋季入学的我都是由其他专业转来人类学系，黄老师安排我们补学了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知识，增加了相关的感性认识。收获最大的还是对人类学外文原著的研读。黄师让我们分别看英文版的人类学著作，然后分别评述，交流心得，黄老师家的客厅成为我们经常交流的场所。我和何国强还不时去龚佩华老师家研读南方民族文献，那种平等对话的轻松而活跃的气氛，在书海中探寻学理的场景，对社会人生的深层共鸣，至今不时在脑海中浮现，成为人生的一种美好记忆。 徐：看来你的导师对你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多少美誉对黄先生来说也许不是最重要的，理解她那一辈学者的心志，也许更为重要。 覃：确实如此。正如《礼记·学记》所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黄师主要不是用语言，更多的是用行动来体现自己的志向，潜移默化地让学生知道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我知道黄老师的其他弟子庄孔韶、周大鸣、何国强、孙庆忠等学长，都在不同的场合对黄老师人品文品，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办的庆祝黄淑娉教授从教50周年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讨会上，学校领导对黄先生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黄师一再表示不敢当。黄师为人为文都是内蕴张力而保持心境的平静，虚心学习，诚恳做事，不事张扬。1997年和她一起到云南大学参加第二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她总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 多年来，断断续续地研读黄师的著作和论文，深深感受到前辈学者治学的风范，立场坚定而注重推陈出新，观点鲜明而言之有物，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相互印证，在平实的陈述中蕴含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在冷静的学术思辨中浸透着诚挚的人文关怀，达到为文为学之执著探索与为人处事之坚守道德良知相辅相成的境界。 与黄师讨论学术问题，所感受到的常常是为中国人类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未能及时创新并与国外人类学界接轨的焦虑，期待着中国人类学更多吸收借鉴前沿的理论成果，在如火如荼的时代大变革浪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世纪显学。 我自知才识胆力之不逮，难以有大的作为，但是,薪火相传人文传统的感召，时时萦绕心间,也努力把在中山大学领受的人类学的学术薪火，从珠江下游传递到珠江流域中上游，传到广西各民族聚居区，培养更多土生土长而又视野开阔的人类学研究人才，传到与人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扩大人类学的影响力，让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认知模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发挥人类学作为基础人文学科和素质教育学科的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