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参加过多次博士论文答辩。数这次跨了文理两大领域。近十几年来，生物遗传学，尤其是基因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次参加李辉的博士论文答辩，虽然是答辩委员，但对于遗传学完全是外行的我来说，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在此，首先要感谢金教授邀请我参加答辩，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金教授在学术界早已大名鼎鼎，当年复旦以一百万年薪聘你为生命科学学院长，就已经成了新闻人物，在我们这几年与李辉的合作中，对基因分析进入人类学研究所形成的分子人类学已有了初步的概念。今天上午参加了李辉的博士论文答辩，深感李辉的论文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形成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从这篇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中不仅使人们看到了李辉的能力，也使我们看到了金教授指导有方，现在我们是不是从你指导李辉作博士论文谈起？ 金力（以下简称金）：我会对学生谈我的想法，是否有用，由他去做判断，由他自己去决定是不是把它放进他的科研课题。我们Science那篇文章［1］就是这样出来的，对Nature那篇［2］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到时候我有个好的想法，我点一下，学生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呢？这个想法就废掉了。在过去的8年中，产生了很多我认为很好的想法，实际上做出来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实验室科研做得不错，就是因为强调了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他们创造力的发挥，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很好的自由探索和同学之间相互讨论的气氛。我自己在Stanford的时候有很深的感受，那时候我自己觉得走在楼道里，一些好的想法都会从墙上蹦出来，会弹到你的脑子里去。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化做好了，环境做好了，学生觉得不仅自己有能力去想，自己有自信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环境能培养出最好的学生，培养最好的学生受益最大的实际上还是实验室。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开心，我们实验室过去8年最大的财富不在于那些文章，而是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学生。对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这与我的导师刘祖洞先生的培养学生的理念一样。我跟李辉说过，世界上已经有一个金力，还要第二个金力干什么？与其说要他学会我会的东西，还不如培养他的能力，使他能够超过我。这样科学才能朝前发展。 我们跟全国各个兄弟实验室合作时，我基本上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我们实验室在若干年前，跟别人合作一段时间后，就被别人一脚踢开了，踢开就踢开，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合作是应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合作。跟别人合作了，别人上去了，别人发了好文章，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嫉妒，他抢了我的东西，本来这个东西该是我的。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看。我跟李辉说过，这东西本来我们要花钱花时间做的，现在有人帮我做好了那多好啊。然后我们把他发表的数据拿过来放在一起，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与其说一个人拼命干把大家都压下去，还不如大家一起上，大家一起上了之后，整个学科就发展了。上去了以后你觉得你有本事，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大家再去竞争。没有必要把别人压下去后，在一个低水平上竞争，这样的话，学问永远做不好。所以又回过来，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批学生，当然学生有成功的也会有失败的，但是我是觉得我的学生，从我的内心的标准来看，成功率是蛮高的。 徐： 100%？ 金：100%做不到，永远做不到。但是对有的学生，你让他这么做，他做不到，实际上有一小部分的学生被我这样一种训练方法给害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你需要喂他，不喂他，他做不了事情。但是呢，那批最好，最优秀的学生，你越喂他，他越做不好。那索性就不喂，象“澳泰”这个课题，从头到尾，正如我今天在介绍时说的，实际上是李辉的工作。 徐： 这与你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金： 话又说回来，我指导他什么呢？这课题从头到尾他知道的比我多。我只不过给他一些方法学上和方向性上的指导。他跟我讨论，我就听，听了以后，我就告诉他，凭我的感觉，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 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方面，都是和学生讨论得出的。“澳泰”方面，我们实验室从决策上，在规划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听学生的意见。 徐： 学生民主，这个最好。 金：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学生占有很大的发言权，实验室管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学生工作好不好，工资是多少，怎么去考评，那是老师的事情。像我们实验室有那么几个老师，象金建中老师啊，在管理上做得非常好。当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卢大儒卢老师担负了指导学生的工作，卢老师人极聪明，直觉相当好。而对外联系，就是钱老师的事情。钱老师自己是搞植物的群体遗传学，搞生态的。 徐： 所以我觉得对你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或者是教学模式来讲，既造就了学生，学术又做得很好。团队团结在一起，又把学术做好了，这是一举多得。我觉得这样呢，不像有些人，什么东西都怕学生占了便宜，什么东西都想自己拿在手里，而他又做不了那么多。那我觉得您这种模式，这种培养学生的方法，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再就是你们这个方向，人类生物学的方向，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就知道为什么李辉的文章要保密。因为这个东西放出去就不得了，包括张帆的，出去也…… 金：我们好的课题不少，不止他们这两个。 徐： 这样的话，你们这近8年的，8年抗战吧，把你们的学术都锻炼好了，在国际上别人都很难赶上的了。 金：国际上，尤其是东亚这块，我们比国外的学者有优势。我跟国外的同事谈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这个你做不过我们，为什么呢？我至少会说中文，你不会吧？ 徐： 是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在最近20年的人类学在中国重新恢复以及在发展当中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我就觉得2008年世界大会上，你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言者。 金：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徐：对，必须要做，我多次向2008年人类学世界大会组委会的一位领导介绍了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次李辉邀请我来，听了如今分子人类学在国内国际上能做的这么好，跟您的学术素养是分不开的。 金： 您过奖了。 徐： 没有啊，如果没有东亚这片土地的学术灵感，可能就放过去了。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人不止你一个，而做出来的，只有你。倒过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金：我的数学上的背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运气也很好。我是上海格致中学毕业的，上海格致中学原来最强的传统是数学。 徐： 哪一年进入的高中？ 金：我是1979年进入高中的，1981年毕业。我原来的梦想是做数学家，后来，父母觉得，或者社会上也有同样的观感，就是搞数学的人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徐： 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一帮子。 金：对呀。他们希望我考医。所以生物学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进入生物系后的第一年，说老实话，我觉得我学得很烂，主要是思维方法不适应吧。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木村资生的中性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来的，做得如火如荼。进化中性说研究中用到很多数学模型。在复旦有一位庚振诚教授，去过日本当访问学者，回来后他说中国应该做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是遗传学的前沿之一，但是对数学要求相当高。所以谈家桢先生，刘先生（刘祖洞先生，后来也是我的导师），还有庚先生觉得复旦应该培养一批学生来做这个东西。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一个研究生，一个2年级大学生，还有两个1年级的大学生，我是其中一个1年级的大学生。他们从数学系借了徐家郜老师，也是留日的，开始教我们数学。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双学位制，但徐家郜老师将我们作为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来培养的。我记得2年级的时候，我一周上39节课，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但是后来回过头来发现学的那些数学确实有用。后来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刘祖洞先生就希望把我送到木村那儿学习（就是他提出中性学说），本来都说好了，但是木村后来没找到经费资助。刘先生就把我送到根井正利教授那里，也是做中性学说的主要干将之一，当时他在休斯敦，我就过去了。我是联合培养的学生，在根井教授那儿学了不少东西。那个时候，休斯敦是进化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的重镇，被称为休斯敦学派，在群体遗传学和分子进化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在将近二十年里，这些领域重要的工作很多来自于休斯敦。所以，我先是有机会去学习数学系的课程，后来又有机会去休斯敦做群体遗传学，受到了一个很严格和系统的训练，我是很幸运很幸运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