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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统的小农的情况下，构成农民合作能力的因素，便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更不是机械的生产方式所可以决定的宿命，而是与具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安排有极其密切关系的。《黄河边的中国》也讲制度安排对于农民合作能力可以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他尤其关注的一是教育，二是民主制度，比如村民自治。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村民会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有些地方村民对于选举却毫无兴趣？的确是有村民盼“为民作主”的官的，但给了他们“由民作主”的权利，很多人便将这个给来的权利当作了既得利益，你再来收，他们可能就会“依法抗争”。在当前的既定结构下面，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来建构农民的合作能力，这本身就是对大理论宿命的挑战。但只有在具体的事件和过程中，我们才有进行具体制度安排或教育来改造小农宿命的可能，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观理论的问题，也就构成了理解乡土中国的基础。将对乡土中国的调查与研究置于这种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中来予理解，就有希望避开大理论对我们思考的强制，有可能直面问题，让我们的调查研究切近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就有希望真正理解乡土中国的状况并为乡土中国的建设开出有用的药方。 进一步说，研究以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是要深入到农村中，将问题具体化在一定背景、事件和过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以更为深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的，这样，在为理解农村而进行的调查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详尽的细节、更完整的事件以及更多的调查者。中国农村之大和之重要，使得理解农村成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黄河边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深入农村的理由，如何在《黄河边的中国》和其它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广泛的中观层次调查研究，将成为能否将农村研究推进得更深入、能否理解乡土中国，从而能否为乡土中国的建设提供良药的前提。 再进一步说，农村调查和研究的一途，是通过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来发现农村存在的真问题，找出在学者知识范围内无法理解或难以解释的事实，并从农村调查中获取理解事实的灵感，如此来逐步建立起源自一个一个问题的中观理论，这种方式恰好是《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主张的将预设理论框架“悬置”起来，直观社会生活，但《黄河边的中国》本身未能彻底贯彻的方法。如何通过更多学者更加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逐步建立起可积累的中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最终建构出理解乡土中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实在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观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容许多种对农村现状的解释。正是多种解释的竞争，可能发展出最好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来。 四、结语 回到《黄河边的中国》，作者主要通过农村调查，发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作为初步调查，他无法深入理解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及其根源，也难以从深入的调查中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灵感。事实上，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的必然结果是进入大理论，由大理论再进入到流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上来。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与此不同，这种调查试图通过对事件与过程的完整叙述，特别是对背景及构成事件的诸种偶然因素的叙述，来寻找灵感，发现问题，并试图将问题的一点一滴解决在具体的情景中，最终发现决定当前农村问题的深层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之所以“言行不一”，原因正在于他自觉不自觉的对大理论的关注和走马观花注重事实忽视构成事实基础的背景的调查。当然，说《黄河边的中国》在中观层次的农村调查研究上存在不足，并不是说《黄河边的中国》的这种走马观花式调查没有独立的价值。正如前述，《黄河边的中国》的调查不仅将农村大量触目惊心的现实“采风”回来，而且准确地重提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各方面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基础。在这篇书评中，我是想说，《黄河边的中国》只是提供了一种进入农村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因为调查的不深入（忽视了通过对每一事件或过程的细致全面描写来发现事件或过程背后原因的方面）和大理论的思考方式，还不足以形成对乡土中国的全面理解。也许，这种不足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都无法克服的不足。 《黄河边的中国》走好了农村研究的第一步，愿有更多的人来走第二步。 作者简介：贺雪峰，荆门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荆门434500）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曹锦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