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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在总方案提出的三项原则中，全面性和代表性都突出地强调要选录“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作品”，“入选作品应注意在地区、民族、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的代表性”，因此有力地堆进了对众多少数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采录。不论是故事集成、歌谣集成，少数民族的作品在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故事集成四川卷还将境内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傈僳、布依、傣、蒙古、白这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故事和汉族故事并列成为十几个分卷，给人以鲜明印象。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语言艺术之丰富优美，深受海内外学人赞誉。在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下，上世纪50年代就掀起过开掘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热潮，并着手研究编写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这次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活动，成为了又一次广泛深入地开掘民族民间文艺宝藏的文化工程，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论述的关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成书后，不仅留下数量众多的资料本和原稿，为后续工作留下广阔天地，还给民间文艺学研究打造了良好契机。在学界获得好评的100多种学术论著，如袁珂的《中国神话史》，陶阳、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谭达先的《中国的解释性传说》、许钰的《口承故事论》、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大都是依托民间文学集成所提供的鲜活资料而成书。采录和研究是民间文艺学相辅相成的两翼。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早期深受英国和日本学派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向苏联学派“一边倒”，改革开放初期又紧跟美国学派的步伐，可以说直到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在集成编委会这个学术团队中，将基本理论方法和民间文学采录写定编辑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反复研讨琢磨，才得以从中国民间文学实际状况出发，有了一系列真正的理论建树，如民间文学分类体系的确立，“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发现，对富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民间传说圈的肯定，等等。许多基本理论方法不再是洋教条的生搬硬套，而是逐渐被中国化、本土化了，中国民间文艺学正向成熟境地大步迈进。 4.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出版，给海峡对岸的台湾以巨大震动。正是在祖国大陆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热潮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人积极行动起来，很快也掀起了一个采录研究民间口头文学的热潮，如“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主持采录出版了台湾卑南族、鲁凯族、赛夏族和金门、澎湖等地的民间故事集，“清华大学”的胡万川教授指导和推动了对台中、云林、彰化、高雄、宜兰、苗栗、桃园、台南等地的民间文学采录。台湾成功大学的陈益源教授在《台湾民间文学的采录》一书中坦言：“在观念和方法上，台湾民间文学采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启迪。”由此可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出版，不仅如同钟敬文先生所说的“在世界人民文化史上，矗立起一个文献金库”，还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财富的整体保护传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来源：中国艺术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