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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明：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信仰、谚语、民间叙事、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方法、民俗学基础理论等。已出版专著《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发表论文20余篇。 廖明君：男，《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德明博士，我注意到近几年你提出了“家乡民俗学”的命题，并围绕相关问题做了不少探讨。可以说，这的确是抓住了中国民俗学当中一个重要、显著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征，因此能够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可，被认为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你能不能谈谈自己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呢？ 安德明：（以下简称“安”）：您过奖了！近三四年来我之所以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首先同我个人十多年从事民俗学学习和研究的特点有直接关系。从学士学位论文（《街子乡迷信习俗的调查与分析》）开始，我所研究的主要地区，就一直是家乡甘肃天水，而家乡的民间信仰习俗，是关注的主要方面之一。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天水地区农事禳灾习俗的研究。回想起来，形成我的这一研究特点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家乡进行调查和研究十分便利。在写作学位论文的那些阶段，作为学生，由于经济力量有限，我很难到其他地方去做田野，而回家调查却能够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同时，家乡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文化和熟悉的人际关系，对我尽快确立研究对象、顺利进入深层的调查而言，都是十分现成的良好条件。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它同我所认识到的中国民俗学界对于民俗的理解有关。在学习民俗学基础理论的过程中，各种基本理论著作中关于民俗和民俗文类（genre）的定义以及所举的具体例证，常常会让我联想到自己家乡的生活经验。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民俗并不是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奇异特殊的事象，也不是被学者从生活实际中抽象出来的玄奥对象，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每个人其实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民俗当中。因此，民俗学者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寻找偏远、冷僻的奇风异俗，而是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不寻常的意义，在普通的生活中寻找并不普通的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家乡民俗。当然，我所遇到的老师——包括学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董晓萍、硕士导师刘铁梁、以及博士导师钟敬文等先生——在学术上的包容和远见，是使我能够进行家乡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一段时期内，我一直觉得这种研究在学理上是勿庸置疑、不证自明的。随着田野工作和相关经验的增多，以及对传统人类学强调在异文化（other culture）中进行田野作业的原则等的不断了解，特别是受导师钟敬文教授的启发，我在博士论文写作的后期，才开始对学者进行家乡民俗研究的利弊等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不过，那时还没有就这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其次，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是基于对中国民俗学从发轫至今所形成的特征的思考。有关家乡民俗的考察和研究，是贯穿于中国民俗学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具有连贯性的学术传统，对塑造民俗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特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去除了那些关于家乡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学科中已有的成绩会减少一大半。但对这一重要的学术现象，国内学术界却一直很少关注和讨论。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重要学术问题，例如，家乡民俗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民俗学中有什么具体表现？具有哪些特点？开展家乡研究有什么优势和局限？与国际民俗学及其他相邻学科的有关研究相比，中国的家乡民俗研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表现出了怎样的独特属性？这种属性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民俗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点？等等，迄今为止几乎未有细致的清理和讨论。相反，在当代国际民俗学及人类学领域，关于家乡或本土研究的理论探讨却是十分热门的话题，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富有深度的思想和观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学科本身，而且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领域。这首先表现在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共享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中关于“家乡”（hometown）、“本土”(native or indigenous)、“熟悉的地方”(familiar place)研究的视角转换上。传统民族志研究被认为是一门“文化科学”，它强调客观性、科学性、普遍性和真理性，这使得研究者关于自己文化的研究曾一直因无法满足此要求而受到排斥和禁止。1960年代以来，受一系列二战以后陆续兴起的新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学家开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思和批评。他们指出，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诸多人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永远也无法达到“纯粹的客观和科学”，而只能通过描述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化、人生的阐释，揭示部分的真理。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变化中，“家乡的”、“本土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接纳，出现了一大批以自身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它们逐渐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潮流，即“本土民族志”（Indigenous Ethnography）或“局内人的民族志”（Insider Ethnography）。在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对这种研究的特征、具体表现形式、得失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反思的学术范围也越发广泛，例如家乡研究者的心态与视角的调整、家乡研究者与异文化研究者的差异、如何更好地发挥“局内人”研究者的优势同时避免其不足、研究者的主观性以及他们个人化的田野研究经历对于理解研究对象的作用、对其研究视角的影响、如何把在家乡进行研究的经验运用到异乡的研究中，等等。这些探讨，在极大地促进了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家乡研究实践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出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