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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局内人民族志，是在经过长期的学术反思和理论争鸣之后才逐渐为学界所接受的，而中国民俗学中的家乡研究，则是在缺乏理论探索和充分自觉意识的情形下自然走出的一条道路，二者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也具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为我们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特点和独特经验留下了诸多值得挖掘的空白。 廖：你的博士论文《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正是你所说的“家乡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成果。其中有大量关于当地日常生活和求雨、禳雹、祛虫等仪式的细致描写，而且对相关问题也有许多深入分析和独到见解，因此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学者认为，你“所搜集的大量第一手科学资料以及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是这部论著的坚实基础和学理精髓，而且必将成为后世学人关于民俗和民间信仰研究极为珍贵的历史财富。”你认为自己这部著作主要有哪些贡献呢？ 安：对于您所引用的评价，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前辈老师对后学的一种提携和鼓励。如果要说这本书有什么不同于学界以往的研究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它以中国农业灾害史和传统农耕文化为大的背景，把求雨、禳雹及祛虫等各不相同的信仰活动，看作一个整体，并创用了“农事禳灾”的术语来概括和考察，在相关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自然灾害的发生又十分频繁，因此农村社会历来存在着丰富的克服农业灾害、维系正常耕作周期和社会秩序的仪式－符号手段。农事禳灾即是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从古至今，这种通过对超自然力的祈求和利用，来期冀解除灾害的象征仪式，始终在许多传统农业地区传承和延续，对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态、性质、功能等进行考察，是认识中国民众的观念及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角度，也是认识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现象的系统研究却一直比较缺少，而把各种相关仪式看作一个整体，来探究一个特定区域中的民众在面临灾害时的心理、他们对于灾害的理解、以及农事禳灾的性质、仪式的组织、功能等方面的论著，就更为罕见。第二，它在分析农事禳灾的结构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是以地方神崇拜为中心的”这一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相对模糊的一个问题，这对于认识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性质和结构特征、以及其中体现的中国民众的宇宙观、世界观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三，它在分析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民间组织所具有的集体性和村落封闭性、民间组织内部的角色分工等问题之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四，它通过系统的田野作业，对一个区域的农事禳灾习俗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和记录，同时以当地人民整体的生活文化为背景，应用民俗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并结合古文献及其他地区的民俗志资料，来揭示这种习俗的本质、内涵、结构、和功能等。在探讨农事禳灾的仪式－象征意义的同时，又着重从对该习俗的社会、心理功能的分析，说明了这一习俗之所以长期延续的原因。这种方法和角度，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廖：钟敬文先生在为你的博士论文所作的序言中，对你的研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说它属于“土著之学”。可以看出，钟先生对研究者进行家乡民俗研究的重要价值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安：钟先生以及在他之前或之后走上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道路的许多老一辈学者，最初所做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与记录工作，大都是在自己家乡进行的。这种经历，显然对他后来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思想乃至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晚年，钟先生始终对扎实的田野工作格外重视，他曾在多种场合，高度评价那些经过踏实调查写出高质量民俗志的地方学者，认为他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们的研究。由于钟先生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种评价，既极大鼓励了那些在各自家乡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也无形中进一步推广了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指导研究生时，他对学生进行本民族或自己家乡民俗研究的意愿，也予以了积极的引导、支持和鼓励。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我的博士论文，从确定题目、结构到最后完成，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先生的精心指导。对于论文所采用的以民族志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先生从一开始就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每完成一部分都要念给他听，以征求他的指导意见。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些涉及细致的民俗事象描写和相关分析的地方，例如关于神灵信仰的体系、禳灾仪式的组织等内容，先生都会点头表示赞成，说这是只有中国本土学者才能够做出的调查和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