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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当中，我在围绕“带着学者的眼光回家”这个中心检讨自己田野经历的同时，结合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所了解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志的发展趋势，对诸如在田野中学者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田野研究中的“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在家乡做调查的优势与劣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为写作这本书而翻检自己过去的田野笔记、重听田野录音的时候，我注意到，许多曾被自己忽略的问题重新变得清晰和重要起来，而这些问题，是只有在家乡做田野的人才可能遇到、可能正视的。前面提到的伦理冲突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又比如对自己的乡亲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外来的研究者可能也会产生同情，但他不一定会象我一样感同身受。这样，虽然我可能会比外来的研究者更容易、更深入地理解各种文化现象，但我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也会更重。每当直接面对家乡、面对家乡父老的时候，如何应用自己的知识为家乡做贡献的“责任感”或心理负担，常常会油然而生。可是，假如是去异乡做田野，当我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怀着不同的情感、带着特殊的目的，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时候，这方面的压力要小得多。 由于这本书“田野报告”性质的限制，书中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展开。只是在稍后完成的《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以下简称“《家乡》“）一文中，我才对家乡民俗学的问题做了一次集中探讨。 廖：你的《家乡》一文，对家乡民俗研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的状况、地位、利弊等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可以说具有这方面研究的开拓性的意义。 安：其实，正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当前学界有许多同仁，都在做关于家乡的研究，他们在相关问题上也有不少思考，我不过适逢其会，比较早地对这个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讨论而已。这也是《家乡》一文在发表后能得到许多同行的积极回应和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您慨然在贵刊发表这篇文章，也要感谢人大书报资料复印中心的《文化研究》月刊对此文的全文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我清理了家乡研究在中国民俗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状况，并对我国民俗学界历来较少关注这一现象的原因做了分析，最后，又结合西方民族志领域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局内人民族志”，说明了对中国民俗学的家乡研究之特征、得失等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总结和概括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初步归纳了作为“局内人”进行家乡研究的优势与局限。总的来说，由于文章属于探索阶段，因此，尽管它在首次提出“家乡民俗研究”这一话题并进行系统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还不够充分，而有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涉及。例如，为什么数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一直没有把这一重要现象作为一个问题来探究？在民俗学与人类学共享着许多理论和方法的形势下，经典人类学强调做异文化研究的重要观点，不可能不对民俗学者、特别是进行家乡研究的学者产生影响。但为什么没有人就此对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提出疑问并加以反思呢？（也许有人曾产生过怀疑，但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学科传统当中，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又如，作为一个命题，“家乡民俗研究”或“家乡民俗学”当中所包含的问题，应该远不止通过与异乡研究相比来论述孰优孰劣那样简单，而应该是对其中所折射的文化和伦理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过，这诸多问题的存在，在表明我的这篇文章有着这样那样不足的同时，却也说明了在这个领域，还是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