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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近期你还有什么别的研究计划吗？ 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打算以自己家乡一个村落中神庙的重建及神灵信仰的变化情形为主，来考察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关注的问题将包括：在这个不断迈向现代化的村落中，人们对神灵信仰的态度有什么样的不同？村落中的神庙在“文革”之后是如何被重建起来的，中间有什么样的复杂过程？在神庙重建的过程中，来自国家政策、经济力量、集体记忆、个人创造以及制度化宗教的不同力量，是如何相互协商、相互影响的？民间信仰中的不同力量又是如何相互冲突、妥协和融合的？科学技术的逐渐推广、地方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对民间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村落中的不同个体又是怎样应用民间信仰的策略资源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等等。我想通过细致的调查、详尽的描述，在回答以上问题的同时，也对目前学界有关文化多样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与个人的创造性等话题的讨论，贡献一个中国民俗学者的看法。 在这一研究中，我将注意不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对民俗事象（即民间信仰）本身的调查、描写和分析上——这种静态的关注，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还很不够——而是要在对人们生活全貌的观察中，把文化事象与活生生的人相结合，把文本与具体的生活语境相结合。这样，民俗就不再是那种静态的、被从具体的生活实际中抽离出来的文本，而是不断适应各种现实问题而变化的动态的“生存工具”，作为民俗主体的人，也就不再隐藏在事象的背后，而是成为被关注的一个重点。这种做法，与以往的许多研究是有所不同的。过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把民俗作为整体生活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虽然也重视民俗的“语境”，但实际的操作，却往往只是把民俗作为一种自足的现象进行“全方位”（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对语境的介绍，大多也只限于一种民俗现象位于某一个地区、该地区有什么样的历史地理特征、这些地区特征如何影响了民俗的形成，等等。这样的做法，只重传承而忽略变化，只重民俗事象而忽略民俗事象的主体——人，特别是具体社区的人及其在具体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境遇，也就不可能去考察民俗作为一种生存资源与现实互动、协商的问题了。 （本文原发表于《民族艺术》2005年第4期，p18-24，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