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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主持人：回首中国社会史研究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给史学界带来一缕新风和诸多思考，而且众多社会史研究者在各自领域充分发掘史料，进行“知识考古”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学术创新意义的成果。具体来看，社会史研究的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变化给史学研究带来何种影响？ 赵世瑜：概括而言，3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有：首先，大量的民间文献得到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认识，使我们的一些既有看法得到修正，而且迫使我们重视对这些文献基本解读方法的总结和训练；其次，研究不满足于粗泛的状态，社会史力图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和人类学民族志的“深描”中获得启发，对盲从既有成说的概念化做法展开批判；再次，社会史研究不断出现具有活力的探索，不管是否成熟或结论是否确当，与其他领域相比，它较少固步自封，较多自我批判。比如关于“跨区域”、“在地化”、“碎片化”等等的讨论，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常建华：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比较显著的如家族（宗族）研究，以往视家族为落后血缘群体，先秦家族往往被作为原始社会的残余或落后宗法制度的一环来理解，而明清时期的家族又被当作制约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绊脚石看待，新的家族研究则建立在借鉴人类学理论基础之上，产生了《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朱凤瀚）、《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等精品力作。阎爱民、侯旭东对于汉晋、北朝家族的研究，都指出不能过高估计这一时期父系社会发育程度的看法，给中古社会史带来新思考。这些成果不仅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家族组织形态，而且勾画出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轨迹。特别是对宋以后家族的探讨，不再将其简单作为亚细亚农村公社或封建族权看待，而是把宗族的形成作为一种文化创造，相关研究也运用了国家与社会、国家认同、族群等分析工具。与家族问题联系紧密的婚姻、人口研究也成果丰硕。 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学者们更多地将其作为区域地方社会建构的因素看待，强调其社会性与空间性。在区域（地域）史的研究中，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祀活动成为重要的切入点，借此了解民众的文化与经济生活，把握地方的社会关系，切中地方历史的脉动。在不同的地域，除佛道等大的宗教系统之外，大量关于东岳庙、社庙、关帝庙、真武、文昌以及地方神明如三山国王等的研究，给地域史研究带来了浓重的社会文化史色彩，而不同于以往多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考虑问题。民间信仰在地域史研究中，也展开了社会关系网络（或者说社会圈）与祭祀圈、市场圈关系的理论探讨。如郑振满、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较多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多元风格；赵世瑜、朱小田有关华北与江南的庙会研究，都是民间信仰研究方面的重要作品。 上述研究成果的取得，得益于这些学者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素养，努力进行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和方法探讨问题。比如社会史关注民众，必然是“眼光向下”的，应该说现代中国史学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但“向下”多少还带有“自上”的立场，新时期的社会史则能够“自下而上”，从民众生活需要和地方史发展脉络来思考问题，这是不同以往之处，而正是这些变化大大丰富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对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行龙：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面临着如何从理论、概念的争论中寻找突破口的问题，所以区域的、个案的研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区域化转向，区域社会史成为一个新潮流，并形成一些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念和不同的解释框架。中山大学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充满活力，十分突出。据我的理解，他们注重于共时性结构、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内在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出发，从宗族、绅士、族群等入手，研究地方如何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关系。赵世瑜教授从区域社会的传说、记忆等角度研究历史，可谓独辟蹊径，他结合了“民俗证史”、“层累地制造历史”的史学传统，又吸收了“社会记忆”、“知识考古学”等理论，对一些大的历史问题提出了新解。近年来，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者大力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其中“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史就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我们以水利为切入点，思考通过水利灌溉、民生用水、水土流失等不同类型的研究，关注各类因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而研究社会运行、控制、冲突与变迁等，尝试建立“以水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解释框架。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更多地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田野调查成为一种学术风气，出现了与自身研究相契的“走进历史现场”、“感觉主义”、“走向田野与社会”等不同提法，反映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不断深化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