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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与发展的应用经验与体会 前文说过，参与发展的关键步骤是做好项目的社会评估，反映百姓的心声，提出好的建议或意见。这就要求评估小组把田野调查做扎实。PRA只是提供了一般性的方法指导，关键还在于怎么做。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主要有： 第一，运用和PRA方法时，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这只是调查方法上的变通问题。以排序为例，如做修水库后的不利影响排序时，规范化的要求是要形象、直观，先把群众提出的看法画出来，如淹了房就画个房子，淹了地就画个地状，上面再画些水纹，然后再给群众发些花生、糖果、小石块等，哪个影响最大就多放些，小的就少放些，目的是让当地人一看就懂，也能快速地把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应该说这样的操作较生动，有利于调查，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常常碰到的情况是，有人不是把花生、糖果吃了，就是把小石块扔了，因为他识字，他觉得这样做麻烦，看不起他，后来我们便采取文字和图形相结合的方式。中国的传统是耕读传家，自古以来乡村教育网络就很发达。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扫盲运动，村民们大都能识几个字，被当做文盲是件丢面子的事，再不分场合地让他们数花生、小石块，就不合时宜。再者，在中国凡有电的地方，村子里再穷的人家，也有台电视看，如在皖南一个村调查时，村民们公认的最穷户，家里也有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所以，对PRA方法一定要灵活运用。 再如开座谈会时，要选取富裕、中等、贫穷各个类型的村民代表，但有时村民代表们来了，都不发言，只听一个代表（通常是村干部）在说，如广西东兰县一个自然村就是这样。因为整个村子10来户，40多口人，都是一脉相传，还不过5代，一家来了客，各户都有人来，村干部既是他们的亲属，又是他们的精英，自然是他们的代言人。这种情况光开座谈会就不行，评估小组应多观察，才能有所发现。 第二，调查应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入微，建议应切实可行。如在一次工作会上，有份关于占地赔偿的报告，提出的补偿建议只是做到村。就此，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承包制，承包合同是30年不变，有的还是50年不变，中国农民又有平均的习惯，再小块的地，如滩涂地，也要分成若干块，每户都有份，如果建议只做到村，实际上对项目的实施毫无帮助。要做到户，甚至做到人，才有可行性，才不会给日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再如在广西水利项目的调查中，原来制定的赔偿计划根本没有涉及到渔民，只是想到日后水库建成如何网箱养鱼的问题。而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沿河的每个村子都约有五六户家庭收入主要靠捕鱼，户数虽少，但建了水库，水位升高了，现有的渔具就用不上了，每户年收入要减少8千至1万元。于是在评估报告中，特别对此类受害人提出了补偿建议。 第三，学会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社会评估要有成果，离不开地方官员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也很辛苦，但原则上调查到了村一级后，就不允许他们陪同。但时常遇到的情形是他们为了表示诚心，或害怕农民们讲出不利于他们的话来就全程跟随。因为拟定中的项目，往往都能给地方带来各种发展机会，地方官员生怕项目吹了。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小组就要有策略。先讲明政策，再不行就躲，如到了农户家，可先看看家里的情况，官员对这些没多大兴趣。如果实在躲不开，就等，先不要谈敏感话题，拉拉家常，等待时机。 第四，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如指定专门的调查员（1－2名，通常为女性）负责召开妇女座谈会，做妇女的深入访谈，内容涉及农村妇女的卫生保健、文化教育、家庭事务、社会关系及儿童、女童教育等方方面面。每到一个调查地，首先通过当地人找出本地的贫困户，然后再逐个进行入户访谈，了解他们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如果调查地有少数民族居住的话，便派出专门的调查人员，从语言、习俗到家庭、社会组织等各个层次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认识。 另外，在调动老百姓的参与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寻找村子的信息点、搜集资料等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做到随机应变。 最后再谈谈当代人类学的研究及关怀他者的问题。 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也有意识地将项目评估与人类学的研究相结合，毕竟每一次调查都是难得的田野机会。如关注乡村的非正式组织、村民选举、亲属关系、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这些既是评估必要的背景材料，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即便评估过程中不能做深层了解，但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平台。这就启发我们做学术调查时，能不能运用PRA，先对面上的情况有个掌握，然后再选取持续观察点，这样可有效避免选点时的盲目性。 再者，当代人类学倡导的是参与发展，做项目评估只是一种好的形式，学者可在自己的研究中把这一理念贯穿进去。从已往的人类学研究看，注意的只是参与，而不是发展，学者们大多把调查点看做是一个“封闭”的、变化缓慢的社区，以为蹲上那么一二年，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殊不知自己研究的对象和外面的世界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如在广西大瑶山评估时，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瑶民们，住的还是茅草屋，但小孩却去广东打工了，挣回来的钱拿来建沼气池；在西藏日喀则一个偏僻的村庄调查时，碰到了在内地名牌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这些事例给人的印象都很深刻。这就要求学者们的研究也要变，选些与当地人发展相关的课题，方法上灵活多样，以让“他者”和自己都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发展的活动中。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03年05期，第44～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