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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划分出的六个时期，如果依据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化认同来重新划分，还可以简化为三个时期，那就是以现代为中轴来划分，在现代以前的统称“前现代”，而现代以后的则称“后现代”。体现在目录上，就是把前五个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到后轴心时代）看成前现代，把第六个时代“西方大变革期”分解为二，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期为“现代”，20世纪后期至今为“后现代”。作者对神话在历史上的兴衰沉浮的描述，基本上是作为以逻各斯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和现代性的对立面，在对照之中展开的。下面这段话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现代人同神话的分离是前所未有的。在前现代世界中，神话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帮助人们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而且还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区域。如果没有神话，这些区域是无法探知的。神话是心理学的一种早期形式，诸神的故事或者英雄们下降阴间、穿越迷宫、征战妖魔的故事揭示了人类心理的隐秘的运作。向人们展示如何应对他们自己内心的危机。当弗洛伊德和荣格谈到现代人寻找灵魂时，他们本能地转向古典神话，以此来解释他们的洞察，并且给古老的神话以新的阐释。（第一章） 这里涉及到阿姆斯特朗对现代性的态度：前现代的人一直拥有神话这样的人类心理遗产，所以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灵魂。现代性的建立是以科学理性的祛魅为前提的，与宗教信仰和巫术实践同时被驱走的还有神话。所以现代人的生活与神话日益分离隔绝，他们也由此失落了灵魂。由于现代性与神话和宗教的对立，到了19世纪，欧洲人开始认为宗教完全是有害的。无神论哲学家费尔巴哈宣称，是宗教使人类从人性中异化出来。受其影响，马克思也把宗教视为病态社会的症状，乃至比喻为一种“精神鸦片”。托马斯·H·赫胥黎则现身说法：人们必须在神话体系与理性的科学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存在折衰妥协的余地。而选择的标准早已经由启蒙立场所决定了：唯独理性值得信赖，宗教与神话都不可信，因为它们经不起科学检验，所以没有真实性可言。即使不是有毒的鸦片，至少也是荒诞不经的“人类童年幻想”。就这样，现代性用我们熟悉的话语，宣判了神话的终结。 如果说有一种后现代立场的神话观，那就是20世纪为了解救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挺身而出的心理学大师们所开启的重新回归神话的立场。“因此，认为神话是一种低劣的思维方式，当人类达到理性的阶段时，便可以抛弃掉，这是完全错误的。神话不是早期的历史尝试，也不宣称它的故事是客观的事实，就像一部小说、一部歌剧或一出芭蕾舞，神话就是虚拟（make-believe），它是一种游戏，能够让我们破碎的、悲惨的世界得以改观，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性。”（第一章） 从这种后现代立场出发，作者希望针对现代性和科学理性的盲视提出如下质疑：神话不是在向我们讲述有关我们人性的重要信息吗？即使我们不能从理性上证明这一点。 从神话的精神生态功能着眼，阿姆斯特朗在人性与神话之间看到一种必要的平衡。起初，是神话与仪式活动帮助人们克服面对死亡与虚无时的危机。现代人没有了神话，就难以避免要陷入绝望。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是虚无主义大泛滥的见证。作者尖锐地提出，现代性与启蒙主义的过度奢求的希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1912年泰坦尼克号巨轮的沉没充分显示了技术的虚弱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表明被我们当作好朋友的科学也能够应用在致命的武器方面。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发生的惊人事件一再警告世人，神圣感一旦完全丧失掉的话，世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与社会学家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相呼应，《神话简史》要告诉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理性的教育不能将人类从野蛮之中救赎出来，一座集中营能够像一所庞大的大学那样，依靠同样的理性精神而存在。”被理性所压抑的神话，才是人类精神的早期资源宝库所在，也是拯救的希望之所在。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除非有某种形式的精神革命与我们的技术天才同步前进，否则我们将无法拯救我们的星球。” 如此看来，21世纪的阿姆斯特朗写《神话简史》就好像当年雪莱写《为诗辩护》一样，以批判现代性的鲜明态度，为神话对于人类文化的不可或缺性进行充满激情和智慧的辩护。 看完全书，读者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所要表达的，不是我们早已熟悉甚至已经厌烦的那种编年纪录式的流水帐的“文学史”，也不完全是神话故事本身的发展演化之历史，而是以“神圣”为核心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思维方式的演化过程的全景俯视图。简言之，这不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神话简史，而是一部思想史意义上的神话简史。是一部呼唤神话复兴的和人类精神再造的宣言书。也是体现后现代神话观的一种最好的范本。 读过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就会知道，后现代知识观的特征之一就是重新发掘被西方中心的“科学知识”所长期压抑的边缘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叙述知识”。对于大多数的无文字社会（部落社会）来说，口耳相传的神话与史诗就是这样的“叙述知识”。西方传统的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由于自身的贵族化倾向，不肯也不可能重视这类知识。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一门现代学科——文化人类学，则在认识地方性的叙述知识方面积累起丰富的经验。阿姆斯特朗在本书中虽然把神话视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却更多地从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和语源学的角度展开广阔视野的论述，其中包括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洲卑格米人神话的见解，却并没有从纯文艺的和审美的方面去做过多的钻研。这也是她的后现代知识立场的体现。在后现代的精神重振运动中被奉为理论教父的荣格、艾利亚德和约瑟夫•坎贝尔，正是使阿姆斯特朗的学术想象力受惠最多的20世纪学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