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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塑造出“快乐而美丽”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充分彰显了商业炒作的主导倾向。在滇西北那片神奇的高原上，尤其是在那个迷人的泸沽湖畔，那些美丽的摩梭少女在日月山光中歌唱着、劳作着，在妩媚的山月下自由地走婚。环泸沽湖周围摩梭人的“奇风异俗”一经外界传媒的大肆渲染，便成为众多都市游客向往的目标，他们都想看看这原始的性乐园和性天堂到底是什么模样。摩梭人旅游业的一大卖点就是他们的走访制习俗，外界传媒在报道摩梭人时，都把焦点放在这种习俗上。这些传媒对走访制的渲染把摩梭人村寨刻画成了一个原始的性乐园和性天堂，这对于都市游客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到泸沽湖的游客都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其中更有些游客，特别是男性，期望能有走访性关系的体验。面对游客的误解，旅游业最为发达的落水村民众开始不自觉地用“专一”这一形象和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游客大量涌入落水村的情况下，村民对待男性和女性与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的态度也大有差异。年轻的摩梭女性进入公众活动场所时，大多会遭到无知游客的骚扰和纠缠，有的游客要强行与年轻的摩梭女子发生走访性关系，而有的男子则想付钱让摩梭女子陪他们过夜。摩梭女性为了避免碰到类似的情况，除了工作（如划船、牵马、卖烧烤等）以外，不常在公众场合出现。当地社会舆论对女子与游客交往也限制较严，在牵马或划船时，女子可以和游客就走访性关系的内容开开玩笑。但如果摩梭女性与男性游客交往过于密切，社会舆论往往就会给其扣上“乱”、“随便”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对摩梭男性要宽容得多，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交往相当自由，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落水村就有摩梭男性与女性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的例子，游客更是乐于谈论此类事情。而且，落水村的摩梭男性已经把与女性游客发生走访性关系当成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们在谈论这种关系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西南民族传统仪式的客体化在已经离开乡村的人当中尤其普遍，他们住在汉人当中，跟自己的家乡相隔甚远，对于已经忘却的文化精华开始有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绪。这一仍然可以复苏的过去的主要象征就是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载歌载舞的民族姑娘。他们把这样的姑娘当作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特殊含义，因为跟主导文化相比，这是他们本民族的象征，而不是主导文化的一部分。至少一些民族并不是表述中沉默的客体，而是塑造自我表述中相当活跃的主体。比如说杨二车娜姆虽是摩梭人，但她所展示的摩梭文化更多的是主流媒介因猎奇与商业卖点塑造出来的景观。《走出女儿国》一书在1997年4月出版，副标题是“一个摩梭女孩的闯荡经历和情爱故事”，封面是杨二车娜姆身穿低胸吊带红色上衣的性感照片，紧接着的二十多张彩色照片大多为娜姆与多位外籍男友亲昵拥抱或个人的性感照片，没有任何一张是介绍摩梭文化风俗的，很明显整本书的卖点在于“性”。就内容而言，娜姆详细引述了自己的性经验，并把摩梭人描绘成“原始”兼“离奇”的部落民。更令人惊讶的是娜姆也把摩梭人描述为性开放的文化：“姑娘第一次和阿夏在花房度过美好难忘的夜晚，完成由处女到成熟女性的转变，第二天都要向要好的姑娘们讲述昨晚同阿夏做爱时浓情蜜意、销魂荡魄的美好感受和体会，讲述的越细致，越绘声绘色越好。如果谁的性爱经历特别刺激，有与众不同的美好感觉，她不但不会受到人们的讥笑，还会赢得女伴的羡慕与青睐。这也是我们奇特的习俗。”［5］（P253）这是一段令许多摩梭人不满的描述，认为它极大地误导和侮辱了摩梭文化。 各种选美活动更成为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商品化的集中体现，四川凉山、云南楚雄两个彝族自治州每年火把节组织的选美比赛（比如选“太阳女”、“马樱花”、“索玛花”等活动）及媒体导向，就是在刻意建构美丽的彝族妇女形象，什么“打造美女品牌”，什么“组建美女队伍”，还引用一农村妇女的话：“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美女，送去选美”。［6］的确凉山州前几届选中的美女有的进了政府办公室，有的进了县上的宣传队，美女们都解决了工作，但却给农村的彝族群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当了美女就有了“铁饭碗”。美姑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所谓的“美女”只是少数，大部分的基层妇女是不能通过容貌来致富的。而媒体在美女带来的效益上大做文章，必定带来负面效应。就以凉山选美的报道为例，彝族传统意义的选美带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女除有外在的美丽，更强调内心的素养，选美都是由名望很高的老人来评判；而现在组织者和媒体报道强调的是形体美、容貌美，异化了少数民族女性的审美观念。首届中国民族体育之花风采展示活动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展示少数民族欢乐、祥和、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弘扬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这次活动中各少数民族评选出的形象代表全部为女性，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入选的基本要求是外在形象好，能代表本民族的形象。第二届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选聘的七位旅游形象大使全部都是女性，其中有三位是少数民族，分别为彝族、傣族和白族，她们将代表云南的地域文化及风采展现在旅游者眼前，并作为使者参与云南旅游的宣传促销活动。 在传媒语境中，来源于强势文化、男性立场和商业目的的异化，使少数民族女性的形象在娱乐性表述中经历了多重的变形，而媒介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以虚拟的媒介形象形成社会的刻板印象，为社会认知提供共识。影视节目的制作者们通过语言、画面、音乐等手段将自己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的理解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使得受众按照媒介表达的形象来认识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各种表述营造了一个回归自然的乌托邦，在美妙的田园生活中处处都是美丽淳朴的民族少女，这已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中不可或缺的符号。［7］ 在一些反映傣族妇女生活的影视作品中，刻意塑造的美女形象完全不顾傣族妇女的多样性存在。比如反映傣族妇女形象的电影《孔雀公主》就由当时的美女李秀明闪亮出演，美轮美奂。还有什么《相爱在西双版纳》，居然编出个美国男歌星跟傣族美女舞星恋爱的故事。银屏上的傣族女子妖娆美貌，最能吸引男人，对汉族男人有着挡不住的诱惑。望着银屏上傣族小姑娘们那娇好的面容，不禁使人惊讶这个常年在蓝天丽日下烤晒的民族，姑娘们竟然都出落得如此白净水灵，而同处一个地区的景颇人和阿佤人却大多黑得像木炭一般，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当前的各种传媒以对美女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少数民族女性呈现的美女形象是一种视觉的、可被消费的媒介文化。在各类娱乐节目中，年轻貌美的少数民族妇女多是为展示某一风俗或民族服饰而出现，她们的出场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猎奇的欲望。在电视广告中，制作者们将产品形象与少数民族女性形象进行隐喻式的置换，从而完成了潜在的商业表达。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常被用来进行商品促销，成为食品、日用消费品、汽车等产品的附属品。在广告和文艺节目中，少数民族妇女成为被看的对象，表面上到处都是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实际上却是对少数民族妇女真实状况的忽视，其个性、思想和感受等均遭到无情的扭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