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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这地方，在一般人的眼里，脱不了穷困二字。穷归穷，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却异常的丰富多彩。且不说周秦汉唐，金戈铁马，长烟落日，无定河畔的累累白骨，引得文人骚客唱出千古悲歌。也不说明末的驿站汉子，一呼百应，从这里出发，占领了北京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又将中国革命的焦点，定在了这里。 “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北上，确定了最后的方位。吴起镇、瓦窑堡、枣园、杨家岭。这些埋藏在深山沟里的古镇村落，原本无人知晓，自从印上领袖们的足迹，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地标，从此熠熠生辉。 党中央在陕北扎下了根，卧薪尝胆十三年，终于夺得了天下。毛泽东虽然再也没有回过陕北，可他临别时的一句话：陕北是个好地方，为这块土地定了性。圣地的革命光环，给了这里的人们崇高的历史地位，尽管日子过得贫困，但心中的荣誉与自豪，却如丰厚的精神食粮，抵消着囊中的羞涩。 我们到陕北插队，处处能感受到革命历史的痕迹。那些出了名的遗址自不在话下，你就是跑到偏远的小山沟里，也能见到有的土窑洞门上钉着一个红牌牌，上写着某某领袖某某年曾在此居住过，顿时叫人肃然起敬。 我插队时住的窑洞，就曾住过赫赫有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我的房东当时还是个孩子，他说那会儿窑顶上架着电话线，警卫员、参谋们跑里跑外的，很是热闹。贺将军很和气，还拿出鱼肉罐头请老乡们吃，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鬼子那儿缴获来的。只不过陕北的老乡不吃鱼，觉得“一满不好吃”，辜负了人家的美意。前不久看电影《太行山上》，见到剧中那个挥刀劈贼，血光之中不变色的贺炳炎，方知能集杀气与和气于一身者，才是真将军。 几乎陕北的每一个村子里，你都能找到当过红军或八路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正如传统文化在民间，主要靠口头流传一样，“闹红”的故事，也被长辈们在灯前饭后，言谈话语之间，叫后辈们听了去。相对于整理成文字的历史，老乡们聊的，更生动，更形象。也许因其琐碎，因其微小，并不能人专家们的眼帘，但我想，老乡们之所以拥护红军，首先不是因为搞懂了革命的道理，民间流传的故事，兴许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队里的老郭颜，年轻时就当过兵。他说，他那个连队，连长十七岁，而指导员三十多岁，甭看俩人年纪相差很多，合作还挺好。团长也是个年轻人，火爆脾气。有一次部队趁黑夜从敌人鼻子底下突围，团长站在崾崄边上，眼睛瞪得明溜溜的，一手端着盒子炮，一手攒着把苗子（匕首），向着战士们低声喝道，快跑，不许说话，谁说话我就捅了谁！那夜自然突围成功。事隔多年，老郭颜讲起团长的样子，还有点胆战心惊。一句话，一个动作，那个团长的形象跃然而出，远比我在许多书上看到的精彩，难怪老郭颜记忆犹新。 村里年纪大一点的婆姨们还记得，八路军向她们借锅做饭的情景，她们说，那些南方人根本就不会做小米饭，米也淘不干净，常常弄得半生不熟，一边吃饭一边吵，说的那话“一满解不下”。不过他们对老百姓很客气，嘴上大娘大姐地叫着，每次也总是把锅刷干净了才还。陕北女子向来热情，我从她们对待知青的劲头，就知道当年姐姐们是如何帮助这些南方人做饭的了。 参加革命的人虽然多，但命运却各有不同。我插队时遇到的老红军，哪一个不是三几年就参加了革命。我曾见过一对红军夫妇，江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男的已经当了团长，骑着马带着警卫员，因为负过伤，身体不行，便在边区“精兵简政”的时候复了员，夫妻双双落户到延安城外的七里铺村，当了农民。此后几十年，他们再没有挪动地方，团长变成了生产队长，握枪的手改握了老镢把子。他们的样子，黑瘦黑瘦的，除了口音变得南腔北调，其他一切，和陕北老农无异。 陕北人恋家是出了名的，他们扛枪闹革命，只求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并没想得高官厚禄，所以，一旦革命成功，便卸甲归田，老婆孩子热炕头，继续吆牛种地。我的朋友久娃，他的父亲曾给首长当警卫员，也是出生入死，立了功的。后来首长进了城，要把他带去给个科长干。他死活不肯，哭着喊着要回家种地。首长虽然觉得遗憾，但也不好强求，就随了他的愿。每当讲起这事，久娃总是耿耿于怀，他虽然后来也上了大学，当上了城里人，“我可是付出了比城里孩子多几倍的努力”。我知道，他是靠在县城给人家做小工，一边挣钱养活自己，一边去学校补习，坚持了四五年，终得金榜题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