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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网络博客，偶然看到刘增人先生的《初见冰心》,说的是1979年的事,时光荏苒，瞬间已是30年过去了。当时刘先生到北京，为了抢救劫后余存的新文学史料，前去拜见冰心，当他言明要编写冰心著译系年目录的打算时，老人挥挥手，轻轻一笑说：“时间太长久了，恐怕我也记不清多少年前写过什么东西了。我的书，有许多是书店自己印的，并不让我知道。这目录，编起来恐怕很费力气吧？”见刘先生有点儿窘，老人又说，这么办吧，你和我们民族学院的小朋友陶立璠联系一下，他也在做这件事情，我想起来的一些线索，都已经告诉他了，你们一起来做，可能要节省些时间，可以多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刘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小朋友”就是我。其实我当时已到了不惑之年，但在冰心老人眼里，我自然是小朋友辈的人了。那时我的住处离冰心的寓所近在咫尺，经常见面，因为很熟识，冰心老人总是这样称呼我，我也觉得倍感亲切，如今我已到了古稀之年，回忆年青时候和冰心老的交往，仍然觉得有一种甜蜜在心中。 我认识冰心老人是在文革中。记得1965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为大学了）任教。教了一年越南留学生汉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的8月“革命风暴”风起云涌，当时我陪同越南学生到东北参观，在哈尔滨逗留时，有一天突然看到学生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在街上游行，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赶紧拿来毛选四卷检索，找不到这样的词句。从哈尔滨回北京，已是天下大乱，回京的火车挤了个水泄不通，中途用餐要经过站台方能到达餐车车厢。当时红卫兵刮起的“破四旧”风暴已是势不可挡。使我震惊的是，一夜之间抄家之风席卷民院。冰心、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等一大批民院的知名人士、学者，变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自然首当其冲，不能幸免。抄家的物资被红卫兵拿去在学院的文物室举办展览。冰心的展台上展示的是他平时或礼仪场合穿戴的衣物，虽然显得琳琅满目，但它已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之后，这些学术权威无一例外被关进牛棚，有人监督着实行劳动改造。我就亲眼看见潘光旦先生虽然下肢残疾，但仍跪在草地上拔草，最后伤口感染而死，惨不忍睹。不久他们又去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冰心也同吴文藻先生一起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在湖北沙洋举办的五七干校。 到了1971年文革中期，大概是因为外事工作的需要吧（他们太有名气了），冰心、吴文藻先生回到北京，在民院二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从事翻译工作。据说是翻译西方领袖的传略。此时的我在当时的学院政工组，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工作。那时，外事活动渐渐多了起来，经常有一些国家元首和外宾被安排到民族学院参观访问，如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被安排到民族学院参观，冰心接待，我是随行的摄影“土记者”。也就在此时，我与冰心、吴文藻先生才有缘相识。其时我在民院的家就住在冰心家附近。我住在平房，冰心住在和平楼的二楼，每天上下班时，我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一前一后，绕过一座土山从我家门口经过。冰心在前，文藻先生殿后，不即不离，两人相距大约有五米的距离，天天均是如此，这是当时民院家属院的一道风景线。 文革中的冰心老人几乎与外界隔绝，失去一切联系。每天除了到二号楼上班，翻译，偶尔接待一下外宾，空余时间都在过着平民一样的生活。我们想到她家去串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记得那时在我们整个家属院只有冰心家有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而我们的娱乐生活贫乏而又单调，晚饭后想看电视了，就带着孩子到她那里，冰心老和文藻老总是显得特别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 1975年是我教学生涯的转折点，我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讲台，讲授《毛泽东文艺思想》课程。授课之余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记得当时重新注释新版的《鲁迅全集》，民族学院承担了《且介亭杂文》和末编的注释任务。冰心老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见证人，自然与她谈些注释方面的信息。记得1997年春天，为了完成注释工作，我们遍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老人。当时还是工军宣队治校，我同几位工人师傅南下考察，曾到过浙江访问许钦文、黄源、后至上海访问丁景唐和巴金老。冰心先生听说我要去上海，就托我给巴金先生捎信。我们通过上海市文联了解到巴金的住址后前去拜访。当时巴金老住在单独一座小楼里，那是他的私产。据说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作家，靠稿费养活自己。那时的巴金老年近80，虽经历了文革洗礼，但精神矍铄。听到我带冰心的信来，十分喜悦。我将冰心与文藻先生的情况向他诉说，老人感到十分的欣慰。我们这次的谈话并不多，也与全集的注释无关，就匆匆告别。回到北京后我又将见到巴金老的情况告诉冰心老，方知道文革中他们也是久未通信，打倒四人帮后才渐渐联系。我是3月10日拜访巴金老的，11日巴金老就给冰心写信，开头一句便是“昨天陶同志来，交给我您的信。”“算起来11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4月5日冰心给巴金回信，第一句话就说“ 反正‘ 四人帮’一揪出来，抬头都看见天了” “你的信是收到了，陶立璠回来也见着了，知道了你的详细生活近况，我很高兴。陶同志说你身体不错，头发也不比以前白多少。”可见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两位老人的喜悦心情。 上文提到冰心老对刘增人先生说：“我的书，有许多是书店自己印的，并不让我知道。”这是冰心老对“四人帮”破坏并践踏著作权的愤怒。记得1978年吧，我为编写《文学理论》教材，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开会，临行前看望冰心老，她得知后对我说，她收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来信，说即将由该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材，收录了她的作品，但做了不少修改。冰心老让我带信给出版社，不同意修改自己的作品，并说了一句“我还活着。”表达自己的不满。“文革”中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但既然“四人帮”倒台了，冰心老认为应该尊重作者的权益。到呼和浩特后，我拜访了教育出版社，并转达了冰心老的意见，但出版社负责人的表现很冷漠，这使我很感失望和意外。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老逐渐恢复文学活动，经常有人拜访。记得《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周明就是经常来访者之一。各地的杂志社也开始刊登冰心的文章，并想了解冰心的文学经历。当时冰心老年事已高，身边又没有助手，所以她将自己能想到的事告诉我，由我整理她的著作系年并写成《冰心传略》供社会的需要。就像她告诉刘增人先生的那样。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学院迎来了新的血液，当时的文学青年，大都是“老三届”，十分崇拜冰心的作品，敬仰冰心老的人品，学生们还组织了文学社，又听说冰心就住在学院的宿舍区，就请我邀请冰心老为他们的油印刊物题写刊名，带领他们拜访，同时请冰心老讲如何写作。冰心老听说是文学青年的要求，都一一满足了。但是我们的这一段文字缘很短暂，后来我转向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见面后的话题逐渐转向吴文藻先生，经常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当时同样年事已高，谈话中吴先生常常感叹自己的学术生涯，觉得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同样的时段，但就其学术成就而言，解放前的成就远远大于解放后，其中的原因是大家所共知的。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专业方向已偏离了文学，加之冰心老人的外事、内事活动很多，就不便再去打扰她。只是有一次钟敬文先生想拜访冰心，我与冰心老人联系，她痛快地答应了，于是两位老人见面，谈笑风生，成为最开心的时刻。如今，两位老人都已驾鹤西归，我的案头上仍然置放着当时的合影，他们都是大爱无边的长者，诗人、作家、学者，我想，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会享用不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