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建功批评“国故”能叫人钻不出头，与顾颉刚的看法不尽相同。他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后者跳出“国故”的纠葛，回到社会学和考古学所指示的眼光向下的轨道上去。其实，在这方面，顾颉刚与胡适的看法也有所分别。师生二人都重视国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具体而言，则侧重不同。胡适认为（或者至少同意）：“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因此他所设定的总系统是一部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10项专史的中国文化史。（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这虽然可以说几乎等于一部通史，却并不着重于民史。 顾颉刚的看法在所撰《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辞》中有明确表述：“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乍看上去，这与胡适的意思并无太大区别，不过顾颉刚是在回答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的批评时做这番表述的，他强调“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可是就在这一年，胡适面对陈源等人的批评，却部分改变了原来对整理国故的看法。1919年，胡适在回答毛子水关于整理国故益处不大，世界上许多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议论时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而这时胡适却“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呼吁青年离开国学这条死路，去走科学的生路。（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7月）。）这也是1928年至1929年后师徒二人渐行渐远的潜因之一。此事后来两人都主要从疑古和信古的分别来理解，其实深究起来，应该还有另外一面。 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辞》，首先是针对社会上对于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表示出来的偏见。1925年12月，北京大学举行27周年校庆纪念会，国学门开放供人参观，参观者先到考古陈列室，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再到明清史料陈列室，也感到诏谕的尊严，最后到风俗和歌谣陈列室，很多人则表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认为：“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艺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辞》，《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顾颉刚虽然强调材料的平等，毕竟受个人训练的约束，对于考古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古史计划，只是准备研究古器物学，而未及真正的考古发掘。胡适、傅斯年等人在这方面比他要彻底。胡适在赞同顾颉刚疑古之初，即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两三千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注《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页。）对此顾颉刚没有正面回应。他无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但他立志首先要“破坏伪古史的系统”。（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古史辨》（一），第50页。）所以当李宗桐提出研究古史载记不足征信，“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时（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1924年12月27日）。），顾颉刚同意这是极正当的方法，应当极端注重发掘，却还是认为其论断“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他的理由是，“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它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注：《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0页；原载《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1924年2月14日）。） 顾颉刚的意见涉及考古学与中国史料的关系，相当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他已认为“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部，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他并且坦承：“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古史辨》（一），第214页。）由于当时所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以降的有史时代，顾颉刚实际上更加注重载记。只是他力图摆脱经学正统对于古史的解释，决心致力于“（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注：《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第274页。）。 顾颉刚的学术理念与志向，虽然不是直接的创建民史，而是借助民俗学的某些经验和感悟来理解上古的材料，以破坏伪史，为重建古史开辟通道，可是却使其学术上自然地眼光向下，以对当时社会的领悟为理解上古历史的凭借。其实，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志向在同学和朋友中已经是众所周知，1920年初傅斯年出国留学时，将一部《元曲选》送给顾，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3页。）1922年顾颉刚作《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批评从前的教科书只搜集政治社会的材料，对其他方面极端忽视。要弄清各时代的大势，应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事实与心理。旧教科书只有名人造时势，且名人的产生是天纵的，而不谈其社会背景，“我们总先得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一个着落。”至于揭破上古伪史和黄金时代的旧观念，只是第三项任务。（注：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71页。） 《古史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顾颉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倾向，尽管他在此期间也致力于民间传说、歌谣、神道和上古神话的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主要还停留在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的层面上，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而没有直接着力于民史的重建，也就是魏建功所主张的，“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这样的“新历史的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