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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的批评显然起了作用，此后顾颉刚对于民史的主张逐渐加强。本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有以考古与民俗辅助史学的传统（注：魏建功说：“本学门开办以来，一面注重‘考古’，以便求得较为真确的文化史实，一面也留心‘考今’，好在活材料里找出我们民族的生命之厄运和幸运的事迹，我们的歌谣研究会、方言学会以至于风俗学会，无一不是为这现代的横方面材料整理的组织。”（《通信》，《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2号，1926年8月）），1926年，一批同仁移席厦门大学国学院，继续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注：《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12月底，顾颉刚为《国学研究院周刊》作《缘起》，提出只有了解现代社会才能认识古代社会，“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月5日）。感谢陈以爱博士寄赠此项资料。）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到福州，以厦大国学院名义与协和大学国学系共同恢复闽学会，其宣言称：“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注：陈锡襄：《闽学会的经过》，《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7期（1927年12月13日）。）。这可以说是顾颉刚到民间去求新史学的重要表述。 厦大国学院解体，原北大同仁再转到中山大学，顾颉刚建立新学问的意向日趋明显。他为《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所写的《发刊词》宣称：“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这表明顾颉刚对民俗学的关注已经不仅仅是要印证古史。不久，顾颉刚就在所编《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自序》中提出：“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把古人解决不了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解决了，把各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意欲要求都认清了。”他所说的建设新学问和开出新局面，已经不限于古史范围，这在《民俗》周刊《发刊辞》中，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容不得小民露脸，经史百家只有皇帝士大夫、贞女僧道的故事和礼法，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占人间社会绝大部分的农工商各类民众无穷广大的真实生活完全看不见。时代既然已经改变，“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稍后到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再度强调：“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注：均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45—151页。）与在此前后其他民俗学的刊物相比，顾颉刚以史学为中心而不是以文学或文艺为中心的取向显得相当特别。（注：参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所以有学人指出：这篇发刊词很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的新文学运动的民俗学已经不同，已大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亦是代表两个学派的。”（注：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杨堃民族研究文集》，第218页；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1948年8月）。） 对于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兴趣，傅斯年、蒋梦麟等人都曾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则态度暖昧。傅斯年并非完全排斥民俗学，后来他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要成立的各组，也包括人类及民物。（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傅斯年主要是反对顾颉刚等人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太过随意，不少浅薄无聊，缺乏学术水准。但他将此类工作视为下等材料，还是不免有所偏见。傅斯年虽然同意史学成了一切科学的总汇，他认可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和语言文献学，至于社会科学，则认为主观太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注：傅斯年很少对社会科学表示意见，可以参考的一篇文章是《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369页）。因为对象的关系，傅斯年说的比较客气，意思还是相当明确的。）他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更对唯物史观有直截了当的批评。（注：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7—158页。）民俗学研究对于新文学的积极作用，主张平民立场的胡适肯定较多，对于历史学却很少表示意见。在这背后，他和傅斯年都对建设民史缺乏热情，至少反映出部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两人都不以唯物史观为然。胡适主张科学方法，傅斯年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都强调拿证据来，尽管他们呼吁尽量扩充材料，并且不受书本的局限，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能够支撑民史的材料毕竟有限。 胡适等人的学术取向引起唯物史观影响日益广泛的中国学术界的批评，陈钟凡强调治学要工具齐备且先进，“有少数人他也知道应用科学方法，他唱着以科学整理国故的口号，他的方法：1、搜集材料；2、排比；3、评判，这种方法清人早已做过了……胡适所著《哲学史大纲》，用杜威的论理学五段法，在中国书中已算很精到的了……这种方法治古书很可得到新见解，可是于社会学上的贡献尚少。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乃是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较得丙，丙丁相较得戊，求同求异，同异交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而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注：陈钟凡：《求学与读书》，《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