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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滥觞，敦煌话本小说体现了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注重首尾完具，有单体式亦有连合式情节结构；二、通过赋予叙事焦点、预设观念框架、增衍辅助情节等方法整合情节，使之更符合生活、艺术的逻辑；三、通过巧妙的叙述彰现“内在的戏剧性”，四、通过深入挖掘营造“合成的戏剧性”；五、既以情节的“同”达到强化效果，更用描写的“异”来增加变化的趣味。 敦煌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滥觞，在叙事虚构艺术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水准。为了适应“说—听”的传播方式，它们在叙事时序上，采用以顺叙为主，偶尔辅以倒叙、预叙的连贯叙述；在叙述形式上，大量融入场景形式，使作品的戏剧性、形象性大为增强；在叙事类型上，确立了第三人称全知讲述式叙事类型，叙述者从不掩饰自己的存在；在形象塑造上，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把人物刻画得更加鲜明，凡此均对后世通俗小说乃至其它通俗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已另文专述）。本文拟从情节艺术的视角审视，对敦煌话本小说进行较深入地阐析，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从情节内在的线索看，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可分为线性式和网状式两种，如果小说情节由一种矛盾冲突构成，即属线性式，是小说结构的低级形态，如果情节含有多种矛盾冲突，即属网状式，为小说结构的高级形态。（注：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6页。）敦煌话本小说的情节均由一种矛盾冲突构成，无疑悉属线性式结构。从情节外在的故事层面着眼，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将中国古代小说布局分为两种，其云：“如果我们用‘布局’一字表示故事中事件的次序，便可分辨出两种彻底不同的布局：一种是，情节无论如何曲折离奇，布局仍是完整一体，若把其中稍有分量的内容抽除，便要破坏整个故事。另一种是，布局只是一个连结故事几个部分的松散架子，其中某些部分即被删除，对故事整体亦不足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其实，这几个部分本身皆可视为小布局。我们不妨称这两种极端类型为单体布局及连合布局。”（注：韩南：《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载王秋桂编：《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按：此外情节布局与情节结构所指大体相同。）敦煌话本中的《秋胡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均属单体式情节布局，而《叶净能诗》则为连合式情节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属连合布局的廖廖可数，仅《古今小说》之《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二刻拍案惊奇》之《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少数几篇。而《叶净能诗》中“斩狐除病”、“追岳神”、“噀水止鼓”、“幻化酒瓮”、“剑南观灯”、“游月宫”等故事充满浪漫奇思，精彩绝伦，虽多有本事来源，但与之相比，踵事增华、熟而愈精，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整体取得了高潮迭起，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叶庆炳先生说：“话本作家在布局上可以匠心独运，自成一格；但在事实上，有一种布局出现在现存的大多数的话本作品之中，这种经常出现的布局……是把整篇话本故事清楚地划分成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进展、阻碍、完成三部分。”（注：叶庆炳：《短篇话本的常用布局》，载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用来概括《叶净能诗》的情节特点，似乎更合适。张鸿勋先生说：“《叶净能诗》把一些零碎片段、互不相关的传说、故事，以叶净能为主干人物按年联缀为一篇，格局跟唐初王度《古镜记》的结构，颇为相似，仍存志怪余风，显示了早期阶段话本的面目。”（注：张鸿勋：《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作品并非机械地用主人公来串联各故事，以构成连合式布局，它之所以不让人有松散凌乱之感，是因为有内在动力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张锡厚先生云：“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在描述这些奇景幻境时，不是松散的组合，而是利用唐玄宗‘倾心好道，专意求仙’、‘频诏净能于大内顾问’、‘净能时时进法’为主线，巧妙地把分散孤立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注：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全篇除了前四则故事与唐玄宗无关外，其余无不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唐玄宗形象的功能不只是神异故事的见证人，还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各种神奇事迹有了这一线索加以贯串，形成“冰糖葫芦”结构，有效地避免了松散、堆垛之感。而《古镜记》将各种神异之事堆垛在古镜上，缺少内在的情节驱动力。两者虽同属连合布局，若从情节开展是否自然顺畅看，《古镜记》显然稍逊一筹。明代同素材的《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以不同人物的类似行事分别演绎，抄袭旧说拼凑成文，情节琐屑枝蔓，旁逸斜出，与本篇虽同为连合布局，但高下已判。由此可见，敦煌话本小说的艺术起点并不很低。 二 连合式小说，各故事之间联系比较松散，一般不具有深层的逻辑关系。单体式小说则不同，需要强调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英国作家福斯特说：“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注：苏炳文译，福斯特著：《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唐太宗入冥事在《朝野佥载》里由三个事件组成：一、入冥前唐太宗与李淳风（即敦煌写卷中的李乾风）的对话；二、判官问六月四日事；三、还阳后唐太宗授官。事件完全被按照时间顺序加以叙述，其间没有因果关系，从所用笔墨看，分不出主次、轻重，故只能算作故事，还未上升到情节层次。而《唐太宗入冥记》中，判官问六月四日事与太宗还阳授官之间被赋予了因果关系，各事件之间的联系上升到逻辑层面。根据残存内容及入冥的情节构架推想，入冥前一定有君臣对话，否则，李乾风写给崔判官的请托信这一情节纽带便没着落。本篇中，李乾风对情节涉入很深，冥间故事部分虽不在场，影响却从未缺席。问六月四日事成为叙事焦点，烛照、统摄全篇，使各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列夫·托尔斯泰说：“艺术品中顶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该有这样一点：所有的光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注：段宝林：《西方古典文学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75页。）唐弢先生云：“焦点的作用在于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使情节的舒卷产生有机的联系。这样一来，人物形象的独立性不仅不会削弱，而且可以更丰满，更多变化，更容易深入到主题的核心。”（注：唐弢：《创作漫谈》，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55页。）问六月四日事作为叙事焦点，被用场景形式加以描述，其它事件均围绕它展开，太宗被拘入冥是因为它，判官勒索官职借重它，代答问头是针对它，这样使故事情节相当紧凑、集中。冥府严正审判的交易化，冥府环境的官场化，赋予小说深刻的社会讽刺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