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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本事的同型传说里，除“叶法善”条未明确书符外，有言发二符或相当于二符者，如“河东县尉妻”条、“仇嘉福”条（书九符、先烧三符、再烧六符，相当于发二符），有言书三符者，如“赵州参军妻”条、“李主簿妻”条、“邢和璞”条。显然，《叶净能诗》借鉴了后者的“三复式”结构，把故事分三次层递描述，使情节浪潮层转层高，增强了故事的魅力。（注：同故事有：1、《太平广记》卷26“叶法善”条引《集异记》及《仙传拾遗》；2、《太平广记》卷298“赵州参军妻”条引《广异记》；3、《太平广记》卷300“河东县尉妻”条引《广异记》；4、《太平广记》卷301“仇嘉福”条引《广异记》；5、《太平广记》卷378“李主簿妻”条引《逸史》；6、《太平广记》卷26引《纪闻》“邢和璞”条谓：某人少妾为山神所摄，邢和璞救归。按：前五条据张鸿勋《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张文说第五条《说郛》卷27引同，实误，应为《说郛》卷24。见《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六条据金荣华：《读〈叶净能诗〉札记》、刘铭恕：《敦煌文学四篇札记》两文补，分见《敦煌学》第八辑，1984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再看符的颜色。在书三符的故事中，“赵州参军妻”条未曾提及书符所用颜色，“李主簿妻”条只说第三符为朱符，余两符颜色不详，“邢和璞”条仅说前两符为墨色和朱色，第三符颜色不明。在书两符的故事里，“河东县尉妻”条言符有墨、朱两色，“仇喜福”条未提符的颜色。在此基础上，《叶净能诗》随着情节紧张程度的递增，将符依次为黑、朱、雄黄三色，更具想象力的是，把符的颜色与三位神使的穿着打扮紧密结合在一起，黑符即化为黑衣神人，朱符就化作朱衣使者，雄黄符则变为金甲大将军。尤其是对金甲将军形貌、装束的描绘：“身穿金甲，罩上兜鍪，身长一丈，腰阔数围。乃拔一剑，大叫如雷，双目赫然，犹如电掣。”显得神异动人、威慑四方，表现出相当丰富的联想力和创造力。伴随颜色的变化，作品渲染烘托出气氛的热烈、紧张，每变一种颜色都能将情节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审美心理。 “斩狐治病”故事也被叙述得极有情致，展示了高超的叙事艺术。《太平广记》“叶道士”条记将人斩断后平复如初之事，“王苞”条载治野狐祛病之事，小说将二事捏合为一，成了斩狐治病故事。（注：《太平广记》卷285“叶道士”条引《朝野佥载》谓：陵空观道士咒刀斫一女子为两段，取续之，喷水而咒，女子平复如故。《太平广记》卷450“王苞”条引《广异记》谓：王苞为野狐所魅，叶静能为治之。前揭张文无，据前揭金、刘文补。）《太平广记》所载两事均用概述，简略平淡，放过了内在的戏剧性。《叶净能诗》采用全知视角，如果把故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铺叙出来，至多让人觉得是桩奇事。话本别出心裁地用暂时隐瞒叙述信息的方法设置悬念，以写急事偏用缓笔的方法来保持悬念，使故事的传奇性、故事性大增。作品先叙叶净能诊断康太清女所患乃野狐之病，并索要治病之物；一领毡、四枚大钉。弄得人莫知其用，一肚皮狐疑。接着“故作惊人之笔”，叙“净能当时左手持剑，右手捉女子，斩为三段，血流遍地。”显然，叙述者知道叶净能治病的方法，却故意不道破，将信息隐瞒以制造悬疑，使气氛高度紧张，掀起情节的波涛，起到“投石击破水中天”的叙事效果。在故事结尾处，通过“所由”的揭毡验视，揭开谜底令人恍然大悟。惟其如此，才能保持良好的情节张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另外，在斩康太清女为三段的紧张时刻，偏用“缓笔”，极力摇曳，满足受众的审美心理，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正所谓“写急事须用缓笔”。（注：见金圣叹评本《水浒传》第三十九回。转自孙逊、孙菊园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叙述者一边描写康太清夫妇号啕报官，旁观者惊叹嗟讶，另一边却叙说叶净能“弹琴长啸，都不为事”。两方的忙与闲、恐惧与轻松，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叙述节奏松紧适度，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郑振铎先生曾说：“说书家是惟恐其故事不之离奇、不激昂的，若一落于平庸，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欢用奇异不测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趣味。”（注：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页。）用它来评价《叶净能诗》也非常合适。 四 《唐太宗入冥记》的本事未蕴涵尖锐的冲突，内在戏剧性不强，作者通过深入挖掘、精心提炼，营造出“合成的戏剧性”，从而使之具有极强的情节张力。法国叙述学家格雷马斯将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抽象为六种行动者，并构成三类对立，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这三类对立和几乎出现在所有叙事作品中的三种基本模型相对应： （1）欲望、寻找或目标（主体／客体） （2）交流（发送者／接受者） （3）辅助性的帮助或阻碍（帮助者／反对者） 从模型（1）看，作为主体的唐太宗寻求的客观是延寿，作为主体的判官寻求的客体是封官。从模型（2）看，封官的发送者是唐太宗，接受者是判官，延寿的发送者是判官，接受者是唐太宗。从模型（3）看，帮助者是李乾风，反对者是元吉、建成。唐太宗、判官寻求的客体均为对方可能任意支配的事物，两人在整个事件中既是发送者亦是接受者，是双重的行动元，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而帮助者和反对者的力量则相距悬殊。（注：王国卿译，格雪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载张寅德编译：《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按常理，两者均可通过满足对方的欲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若他们直截了当讲出各自的诉求，根本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 这里情节的戏剧性来源于两人的沟通障碍，唐太宗与判官的矛盾冲突是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流障碍引起的，一方闪烁其词，另一方懵懂不解。从思想交流的角度看，根据格莱思的“会话的合作原则”理论，说话人和听话人保持交流的畅通依赖四个原则：一、数量准则；二、质量准则；三、关联准则；四、方式准则。数量准则规定说话人根据对方的期待不多说也不少说；质量准则规定说话人说自己深信为真实的话；关联准则规定说话人说话要切题，不说与话题无关的话；方式准则规定说话人说话要简明、扼要、有条理，避免晦涩、歧义。（注：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5页。）唐太宗还阳延寿的要求非常明确，说的方式也符合“合作原则”，不会导致交流的障碍。关键是崔判官的要求未得到明确表达，崔判官所说，从质量看是真话，但从数量看明显偏少，从关联看不切题，从方式看兜圈子、含混不清，凡此必然会引发沟通的障碍，而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君臣关系。从戏剧性的发掘看，正是沟通的障碍导致了场面的精彩纷呈，引起受众愉悦的审美体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