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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进程产生于故事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即通过引入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情节的纠葛，但有时终于能够得到解决。进程也可以产生于话语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即通过作者与读者或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或冲突关系——涉及信仰及价值、信仰或知识之严重断裂的关系。”（注：詹姆斯·费伦著、陈永国译：《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以此审视《唐太宗入冥记》，其情节张力是来自如下两个方面： 一、从故事情节层面来看，人物地位的颠倒错位形成一种内在的紧张，是建构戏剧性、推动情节的重要因素，实际也是一种“陌生化”的方法。在阳间，唐太宗乃君临天下的帝王，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冥府却成为任人宰割的囚徒，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相反，在阳间，崔子玉是没有品级的滏阳县尉，连见皇帝的资格也没有，在冥府却成了举足轻重的判官，掌握生死簿可以任情勾改。入冥前，唐太宗和判官各安其位，关系是稳定的，但在冥府两人身份的错位颠倒引入了关系的不稳定，李乾风的“请托信”更加强了这种不稳定。平衡的打破营造出紧张的情节氛围，冲突双方，一方有明确的目的性，另一方则毫不知情，一方急于要官，另一方却拼命赏物，一方期盼尽快延寿，另一方则慢慢“吊胃口”。交流的障碍，形成双方意图和赠予的错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勾心斗角，两人终于各得其所，随着矛盾的解决，两人关系又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二、编创者与受众之间在价值、信仰、与知识上产生了严重的断裂。在受众的期待视野里，冲突双方应均为符合主流文化意识的“刻板形象”，即唐太宗乃英明贤达的帝王，崔判官是公正无私的法官。由于某些原因，小说对此进行了颠覆式演绎，将唐太宗塑造成颟顸委琐、惧死贪生、懵懂无知、虚伪矫情的形象，把崔判官刻画为利令智昏、贪赃枉法、借机勒索、寡廉鲜耻的形象。众所周知，人物形象的改变牵涉着作品主题的表达，随着人物形象的变化，《唐太宗入冥记》成为一篇讽刺意味极浓的小说，它体现在价值取向、情感立场均与受众已有的产生严重断裂，进而造成情节张力，产生了“合成的戏剧性”。换言之，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现的道德立场、传达的价值取向，与受众本身的期望视野形成极大反差，使受众极易体会到一种惊奇的审美趣味。 五 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受篇幅的限制应尽量避免情节的雷同，力图不“犯”。而《韩擒虎话本》将比箭的情节接连写了两次，原本极易显得重复累赘、索然寡味，作者却“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展示了“犯中见避”的惊人笔力。（注：《水浒传》金圣叹评本第十九回回前评。按：在长篇小说中“犯中见避”，把相类事件写得各有特色已属不易，短篇小说受篇幅的限制，能将相类的事情写得不雷同，更是困难。）作者抓住两次比箭的不同特点，写出它们的同中之异，从而将两者清晰、鲜明地区分开来。殿前比射乃步射，目标为画在殿前射垛上的鹿脐，是固定靶，韩擒虎无须精心准备，“搭栝当弦，当时便射”即可，通过以强衬强的“正衬法”，突出他“百步穿杨”的神技，张扬其势大力猛的神威。而蕃界比射乃骑射，目标为翱翔在空中的飞雕，是移动靶，韩擒虎要等待双雕争食的机会，还要经过必要的准备阶段，“擒虎十步地走马，二十步地臂上捻弓，三十步腰间取箭，四十步搭栝当弦，拽弓叫圆，五十步翻身背射”，在蕃家射雕王子的反衬下，不仅表现了其神乎其技的箭术，也展示了他灵活机敏的特点。 《叶净能诗》“追岳神”中使者索妇场面出现三次，本来很容易写得呆板、无味，但经过丰富细节的增衍，与同型传说相比，情节吸引人的力量大为增强。开始净能书黑符时，可能认为此事易成，心理较为平静，故对其表情未作交待。意外受挫后，书朱符时则“作色愠然”，再次受挫后，书雄黄符时乃“作色动容，怒斥使人曰：‘大不了事！’喝在一边。”叶净能的情绪由平静到愠然再到怒斥，步步高，层层转，加剧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使情节更为引人注目。相比之下，岳神与三位使者态度的剧烈反差，更富层次感和戏剧性，强化了故事性、传奇性。黑衣神人直入殿前，质问岳神：“太一传语，因何辄取他生人妇，离他夫妇，失其恩爱？”语气尚属和缓。岳神回复时则理直气壮：“皆奉天曹匹配，以之作第三夫人，非关太一之事。”朱衣使者出语威胁时，态度已较为强硬：“莫为此女人损着府君性命，累及天曹！”岳神应对亦略为胆怯：“伏惟太使，善为分疏，终不敢相负。”当金甲大将军怒斥：“咄！这府君，因何取他生人妇为妻，太一怒极，令我取你头来！”并“都不容分疏，拔剑上殿，便拟斩岳神。”此时岳神是“忙惧不已，莫知为计，当时便走”，“自趋下殿，长跪设拜，哀祈使者”。对岳神与使者三次交锋场面的描写很生动形象，将人物情态、言语、动作的变化展现出来，特别是把岳神吃软怕硬性格作了非常人性化、生活化的摹状，达到了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传奇化与生活化的统一，颇显艺术功力，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综上可见，使者索妇叙述了三次后，矛盾才得以解决。但每次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同中有异，极尽变化。对“三复”结构的纯熟运用，使故事的叙述有很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结语 敦煌话本小说既注重整体情节的首尾完具、跌宕生姿，也通过各种艺术技巧将情节整合得更加自然合理；既能通过巧妙的叙述彰显故事本身“内在的戏剧性”，也能经过深入发掘营造出“合成的戏剧性”；既能利用情节的“同”起到强化作用，更融入描写的“异”来增加变化的趣味。凡此均表明敦煌话本小说的情节意识已较为成熟、自觉。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06期，第78～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