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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然审美差异 古代的先民对自然有很大的依赖性，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对美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会产生深刻影响。从史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迥异的审美思路和文化心理。 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许多对自然生命饱含深情的描写，再现了古代蒙古游牧草原的自然风光。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他们生活、繁衍的乐土。“成群的野兽到处出没；走到平原上眺望，肥壮的牛羊到处游走。那里有绿油油的草原，长着马群喜欢吃的博特格草，绵羊喜欢吃的白山蓟，驼群喜欢吃的东格草，山羊喜欢吃的矮蒿草。额尔其斯本巴乐土，有无数条河流，还有三个蔚蓝的大海。那里没有干旱的春天，只有丰硕的秋天；那里没有风沙的灾害，有的是肥壮的畜群；那里没有严寒的冬天，只有温暖的夏天”［2］。史诗生动地描绘出蒙古草原的独特风光。蒙古民族重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大自然在蒙古民族的心里是充满亲情的，是人格和心灵化的象征。草原哺育了世代在那里生息繁衍的人们，它的苍茫、辽阔也塑造了蒙古民族独特的个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更加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铸就了内涵深刻而丰富的草原文明。在广袤的大地上、无垠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飞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千姿百态的花草，赋予了蒙古民族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这就使得蒙古民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热爱自然生命的审美意识非常强烈。史诗对自然景色精心出色的描写，表现出蒙古人民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力和强烈的自然崇敬心理。史诗对江格尔理想王国宝木巴的塑造和描绘更充满了对自然美境的礼赞，“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巍峨的白头山拔地通天，金色的太阳给它撒满霞光。苍茫的沙尔达嘎海，有南北两个支流，日夜奔腾喧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在芬芳的大草原南端，在平顶山之南，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在白头山的西麓，在宝木巴海滨，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矗立着江格尔的宫殿”［3］。从史诗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蒙古民族对自然美丰富而细腻的审美情愫。在他们心中，自然的永恒神性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一样，同是长生天的创造，同是宇宙最高和谐原则的显现。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荷马史诗》与蒙古族史诗不同，更多描写的是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表现的是海洋文明的文化因子。在对强大冷峻的自然威力的描写中，体现人与自然距离、隔膜的对立心态。首先，多次写到了洪水、旋风、暴雨、巨浪、水灾、雪灾等当时还无法完全战胜的自然灾害。如在《奥德赛》中描写到“阵阵强劲的西风，扫过一大片密密沉沉的谷田，来势凶猛，咆哮呼喊，刮垂庄稼的穗耳，摇撼着茎干”［4］。自然的强大破坏力使人们对其充满了敬畏。其次，表现出人与自然的抗争，反映了古希腊人在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对自然的神秘和伟力积极探索并不甘示弱的精神，体现出他们既膜拜自然又企图征服自然，既把自然神化又要支配自然的复杂心态。在《奥德赛》中，自然经常幻化为妖魔或神祉作为人的对立面存在，而人类强烈的生命力便在战胜和征服种种神魔中显现出来，如奥德修斯与魔女基尔克、海怪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的斗争。在与自然的争斗过程中，人的内在力量进一步增强，更多的智慧因素渗透进来，人开始成为自然的主宰，而不再仅是弱者和失败者。如史诗描写到，赫耳墨斯执行宙斯的命令时，“他踏临皮厄里山脉，从晴朗的高空，扑向大海，贴着浪尖疾行，像海鸥搏击惊涛，穿飞荒漠大洋的骇浪，捕食游鱼，在咸水溅起的泡沫里振摇翅膀，跨越伏连的浪水”［5］。英雄穿梭于自然之间，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的昂扬精神和自信。面对狂风巨浪等自然灾难，人们已不再认为它无法战胜，而把这些自然灾害，看作搏斗后可以征服的对象。人们在对自然的敬畏中，又不断冲撞着自然，渴望凌驾于自然之上。 从蒙古族和希腊的这几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游牧民族代表的蒙古民族与自然有强烈的依存关系，对自然怀有崇敬的心理，积极地寻求与自然的对话，追求物我同一。而孕于海洋文明的希腊史诗则侧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在对抗中寻找和谐。总之，以自然美为切入点来解读两个民族的史诗，我们不但能体味出他们与自然迥异的关系，而且也能感受到这两个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 三、社会的转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 社会的转型与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史诗得以产生的基础，共同主题往往在这一时期内生成。在史诗发生的时代，社会的激荡演进带来人类思维意识的空前活跃，而这又必然丰富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人们开始由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远古生活的追忆，扩大到对广阔现实生活的观察体会和感悟中。在对旧意识的扬弃和对新意识的建构接纳过程中，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人类不再完全沉浸在泛神论或图腾意识的古老信仰中，而是开始由神祉崇拜转向英雄崇拜，对人自身给予更多的肯定与赞美。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口传诗人们开始以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古老的英雄故事为原始素材，来创作歌谣赞颂英雄，并借此反映历史现实，抒发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审美追求，于是史诗文学由此产生。虽然众多蒙古族史诗和希腊史诗的产生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发生基础。 蒙古民族和希腊民族的史诗创作都产生在社会过渡转型的漫长历史时期，因此，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蕴于其中。它们都通过战争反映了各民族社会制度交替时代的动荡现实，基本素材都来自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由此演化出的英雄传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产生于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8世纪的民间创作和艺术加工。史诗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是古希腊历史上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同样取材于历史传说、英雄歌谣和神话传说，它描绘的是卫拉特蒙古历史上激烈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反映的同样是部族之间的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