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过拆迁现场的妇女和孩子流落的手推车 艾尔肯不喜欢新小区的最大原因是，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太远。这对在巴扎卖货为生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城里遍地是世代做小生意的人。艾尔肯的父亲每天推着小车到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卖东西。初中毕业后，艾尔肯继承了父亲的推车。 艾尔肯的车上装满了收音机、电池等各种杂货，少的时候一天能挣20～30元，多的时候100多元。每天只需1元管理费，艾尔肯可以将东西卖得很便宜，有赚头就行。 2002年之前，艾提尕尔清真寺两旁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大巴扎，这是养活艾尔肯一家的地方。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市场。以艾提尕尔清真寺大巴扎为中心，整个老城区遍布数十个大小巴扎。对艾尔肯这样的手工业者和生意人来说，巴扎是水，他们是生活在其间的鱼。 2001年发表的《喀什名城保护规划》认为，喀什街巷的构成主要是“巴扎”方式，空间形态、行业性居住与生产销售合一的传统特色非常突出。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唱着歌的叫卖声是喀什巴扎的特色，也是艾尔肯的拿手好戏。 巴扎的唱卖声可能持续了近两千年。《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28年，张骞发现喀什（当时称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唯一“有市列”的地方。此后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南线必经喀什。 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海上航线。欧亚大陆深处的丝绸之路变得萧条。1524年，明朝在西北势力衰弱，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内，划关而治。但喀什本乡人的巴扎，却与庞大的清真寺和经文学院、厚厚的生土建筑一起，如化石一般，以最古老的面貌被传承了下来。 1949年之后，比以往所有政权都强大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生产建设者以兵团的方式来到遥远的喀什，带来了3层的百货大楼、体育馆和养有动物的人民公园。 巴扎受到的冲击也由此拉开序幕。1990年代末，街上已随处可见外地商人，改变的大幕完全掀开了。 2004年11月，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完工。原先的巴扎和就地吆喝的小商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以及两侧租金昂贵的商业楼。 艾尔肯租不起这样的商铺，只得推着车子转移到清真寺后面的吾斯塘博依路边走边卖。 推车的日子不好过。城管指责卖货的小车堵塞道路，抓住了就会扣车、没收电子秤或是罚款。艾尔肯又将车子推进了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挨家挨户卖东西。 搬到香妃花苑小区之后，在小巷深处做生意变得不可能。离市区太远，车子推不过去，也没地方停。更何况去市里来回的路费要花去2块钱。 当年的老邻居，一大批年龄相仿的生意人，如今成了新小区里的失业者，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牌和打桌球。妻子们的烦忧增加了。 艾尔肯羡慕小区里仅有的几个小卖铺，每天至少可以挣5元钱。 不只是艾尔肯这样的小商贩，一些“大生意人”也光景沦替。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美食街上一家卖馕的店铺，曾经吸纳包括老板6个儿子在内的20个年轻人就业。美食街拆除后，老板失业在家，6个儿子分散在各地打零工。另一家经营鸡、鱼的餐厅，约110平方米的店铺，养活了店主家族13个年轻人。拆迁之后，13个年轻人有的失业，有的打零工。 一位维族学者研究了喀什的70多个大小巴扎。他发现乌鲁木齐最大的民间巴扎——领馆巷巴扎里的喀什人正在增多，他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喀什老城的商贩，在巴扎消失之后，流浪到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他们一晚上大约能挣20～30元钱。 被强拆的“白胡子” 艾尔肯如今很少去小区里的清真寺做礼拜，他声称是因为听不见阿訇唤礼的声音。 住在老城的时候，巷子尽头就有清真寺。每天5次，阿訇会登上清真寺俯瞰周围街区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唤礼召唤大家做礼拜。 这样的唤礼声自艾尔肯出生起从未间断。唤礼之后，巷子里的男人们走出家门，走进清真寺。开店的人在店门口摆上一根棍子，表示店主不在，有些店主连棍子都不用摆，丢下无人的商店，径自走开。 新小区的面积太大，一排排单元楼挡住了不再显得高大的清真寺，唤礼声从艾尔肯的世界中消失了。 生活的窘困，令做礼拜的习惯变得松懈，小区里原本应该拥挤的清真寺并不拥挤。 此外，由于拆迁户不愿意入住，小区里很多房子卖给了公务员和教师，按照政府的规定，他 们一般不允许进清真寺做礼拜。 艾尔肯的童年时代，整条街道“看着阿訇一张嘴”，听他组织集体活动或是教育孩子。这样的日子在搬到新小区后消失了：居委会管理着一切。艾尔肯抱怨，如今的阿訇，清真寺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新小区里的阿訇艾尔肯原来不认识，以前熟悉的阿訇，拆迁后搬到了别的地方。那个阿訇同时也是整条街道的阿克撒卡勒(Aksakal)。 阿克撒卡勒是维吾尔族对长者的尊称（维吾尔语“白胡子”之意）。有些社区的阿克撒卡勒原本就是阿訇。阿克撒卡勒不像阿訇一样总是呆在清真寺里，或是领取政府的工资，而是完全出自人心的认可。他们德高望重，熟悉社区里的每一户人家，充当深巷里的民间教化者。 奥斯曼是库木代尔瓦扎街道被拆掉的一段美食街里的阿克撒卡勒。奥斯曼的父亲是个做馕的人，奥斯曼自己是个裁缝，他的孩子们则开店铺或是修手机。 奥斯曼小的时候，见到阿克撒卡勒就会双手重叠在腰间，鞠躬致意。阿克撒卡勒教育奥斯曼：“上学了，要知道真主。不要喝酒，不要抽莫合烟。” 50岁之后，奥斯曼自己成了阿克撒卡勒。他是整个街区公认最年长、最有道德和知识的人。整个街区结婚、起名字等各种事务，都会请奥斯曼到场。 白胡子长者的威信影响着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奥斯曼附近街区的一户人家因为和外族人通婚，甚至不敢在家中举办婚礼，也不敢请阿訇和阿克撒卡勒。婚礼在酒店里简单举办，只叫了最密切的亲友。 奥斯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也信任共产党和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共产主义信仰冲击着喀什。满街都是穿着老式绿军装，戴军帽的人。一些曾经的伊斯兰教徒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文革”结束后，那些改信共产主义的前伊斯兰教徒们有的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 80年代初，政治的遗迹仍然浓烈，但一些追求时尚的人，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花1元钱租西装、领带和礼帽，以清真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90年代末，商铺和高楼逼近了老街区，教化者奥斯曼感到不安：孩子们当中有人开始抽烟、喝酒。 各个巷子口，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聊天、抽烟，或是在街边的栏杆上纵跳。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有的去内地当小偷。 对女人的约束也变得脆弱。奥斯曼曾要求女人们按传统方式戴头巾，但很快遭到政府的制止。此后，奥斯曼再没有就此发言。 女人们的头巾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一些中老年妇女还戴着头盖，但能露出眼睛的阿拉伯式头巾、只包住脸的四周的伊朗式头巾，以及用戴口罩来代替遮面头巾的方式，纷纷开始流行。头巾的花样越来越时尚，成为年轻女孩的装饰品。 但教化者最为脆弱的情形，还是面对政府。 2005年7月，奥斯曼家所在街区被强拆，警察和官员包围了强拆现场。 奥斯曼并没有因为阿克撒卡勒的身份而受到照顾，他被4个人扭住手臂，塞进了一辆汽车。奥斯曼听见儿子在喊“爸爸，爸爸”，然后看见儿子的脸被人踩在地上。 拆迁时，阿訇不在现场。此前，也曾经有人向阿訇求助，但阿訇表示无能为力，不能插手。 强拆掉的8户人家，所有的人被迫分散住在亲戚家或是租房子住。几十名失去店铺和工作的男娃子心中憋着火。 奥斯曼几乎是最后一次发挥了“白胡子”长者的作用。他召集家长和孩子们，告诉大家不要闹事，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问题2年内一定会解决。 拆迁之后，奥斯曼的孩子们有的开电瓶车拉客，有的在工地上干活，有的失业。其他拆迁户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各地。 这使管束孩子们更加困难。以前住在一起时，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孩子们就会按时回家。如今无事可做，他们出入迪吧、歌舞厅、网吧，玩到凌晨，父母去叫才勉强回家。 听说孩子们抽烟喝酒，奥斯曼依然会规劝。但他清楚，每说一次，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一个儿子趁奥斯曼不在家，偷偷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如今孩子们见到奥斯曼依然双手叠在腰间鞠躬行礼。抽烟喝酒也从不当着奥斯曼的面，奥斯曼听说，一般都是躲在屋外的角落里。能够如此，奥斯曼已觉安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