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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艾合来提至今坚持认为，喀什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即使是在他周游全国、在北京求学多年之后。 艾合来提出生在南疆的农村，从小就生活在对喀什的无限想象之中。大人们提到喀什，并不直接说名字，而是说“城里”。去过喀什的孩子，回来后告诉没去过喀什的艾合来提，喀什太大了，如果不紧紧抓住大人的手，就会走丢。 1980年，11岁的艾合来提第一次跟随爸爸去喀什。在这里，艾合来提同时见识了现代与古老。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几个同龄的孩子戴着花帽，穿着西装，用尊称“您”和艾合来提打招呼，而不是和他打架。 这让艾合来提震惊。在家乡，只有60多岁的人才会戴花帽，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会穿西装。在喀什，却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艾合来提跟着父亲来到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一条繁华的街道。这条街在艾合来提看来，简直是手工艺博物馆，就连花帽的式样，都比乡下多得多。透过烤羊肉的烟雾，艾合来提看到妇女们戴着厚厚的头盖，惊讶地问爸爸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爸爸说，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艾合来提的父亲又将他领到了老城巷子里的朋友家，让他站在生土房子的天台上欣赏整个老城。迷宫般弯弯曲曲的老城小巷，令艾合来提产生神秘的畏惧，又含着憧憬。 回到乡下，艾合来提向人请教他在喀什见到的奇异景象，包括厚厚的头盖。家乡的百岁老人告诉他，即使在100年前，本地的女人也不戴头盖，但喀什是“大城市”，所以要戴。 中学毕业后，艾合来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喀什成了他上学的出发站。父亲每年要在喀什将他送上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然后再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北京。 一次次流泪告别父亲，喀什成了艾合来提最忧伤的地方。这种忧伤在父亲去世后变得更加强烈。 艾合来提在北京得以大量阅读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作品，认识到维吾尔语文学的贫瘠，立志做一个革新维吾尔语文学的作家。 此后艾合来提曾向家乡的维吾尔语写作者介绍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的文学思潮。但在新疆，他遭受的批判通常多于赞扬。 普通文学爱好者大多欢迎艾合来提介绍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直至今日，一些文学青年熟知的作家依然是茅盾、舒婷、艾青。他们热切想看到的，是张贤亮的著作，至于余华，则完全不知道。 引进新鲜事物的同时，原有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同样令他担忧。 艾合来提的儿子在双语小学里读书。他发现儿子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之后，开始用汉字的象形思维来理解拼音文字的维吾尔文。儿子看到父亲或是自己的名字，只能将其理解为一幅画，而不能理解出其中的一个个字母。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无奈之下，艾合来提只得自己在家教儿子学习维吾尔语字母。 艾合来提对双语教育的担忧和反对，并未得到一致的支持。家乡的一位文学上的好友，就坚定地支持双语教育。好友如今和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学习汉语，并羡慕艾合来提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汉语书籍，眼界开阔。 2003年，艾合来提再去喀什，正赶上喀什拆迁。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艾合来提的父亲曾经带他登上天台，望老城的生土房子被拆除。 这令艾合来提伤心不已。艾合来提在散文《喀什，我的眼泪》中说，父亲去世后，他拼命想记住父亲的样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喀什也是一样，随着生土房子的轰然倒塌，正在无法阻挡地远去，直至被遗忘。 伤感之余，艾合来提没有太多的惋惜。在他看来，维吾尔族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民族，也是注定会被现代化浪潮快速改变的民族。从历史上看，维吾尔人也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艾合来提认为，维吾尔文化传统慢慢对现代化让位，就像语言、风俗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老城应该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但仅仅是文物，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现状并无多大意义，也不可能作为以后维吾尔人文化思维的框架。” 尽管在他的心里，喀什还是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得容易迷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