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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谬误之处甚多，笔者因兴趣点与苏力教授不同，在本文中不打算对这篇论文中的谬误一一反驳，而仅就本人作为一位民间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梁祝悲剧的性质问题与之商榷，以就教于苏力教授。 本人以为，苏力教授把梁祝悲剧归因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是错误的。诚如苏力本人所说：“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本人以为苏力教授通过考察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及琢磨《同窗记》中梁祝故事的细节推断梁祝二人的年龄，进而寻找梁祝悲剧的根源，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对于虚拟的艺术世界是不能用日常生活的事理去揣测的，梁祝悲剧来自于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传说具有传奇性，对于传奇性故事则尤其不能以日常生活的事理去解读，没有人去考究牛郎披着牛皮升空是否符合飞行原理，也不会有人去探讨孟姜女哭倒长城有多大可能。就此，本人以为，苏力教授把梁祝“同窗三载”，甚至“同床共睡”，梁山伯却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的原因归结为“祝英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或“梁山伯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这是把文学的虚构当成了实际的生活事件，以考据学的眼光对待传奇故事；至于苏力教授把祝英台为梁山伯殉情看作是因其年少尚未“成熟”或“更多参悟”“人生”，本人则以为也是同样不值一辩，如果按苏力教授的逻辑，孟姜女大概也应是年幼不通世故的少女，否则，也就不会有千里寻夫的“冲动”，更不会因秦始皇的逼亲而以身殉情，不仅不会如此，或许还会顺水推舟地做了秦始皇的皇妃，以赢得一生享乐，满门富贵。 众所周知，在叙事文学中故事情节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梁祝戏剧，还是梁祝传说，其中梁山伯的不辨雌雄，以至近乎木讷，都是为了刻划梁山伯“志诚君子”[⑨]的形象；而祝英台为梁山伯殉情，则主要是要表现祝英台对爱情的忠诚与专一，故事的主题是歌颂两人纯真无邪的爱情及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就是说，故事当中人物的行为或情节的安排，都要服从于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的需要。梁山伯对异性反映是迟钝还是敏感，祝英台是以身殉情还是从命另嫁，都是由两人的性格决定的，与两人的年龄无关。就此而言，梁祝悲剧是性格悲剧，两人的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梁山伯的憨厚质朴及在求学过程中的心无旁骛，使他不能洞察祝英台的女性身份，因而错过了与祝英台缔结良缘的大好时机；而祝英台对爱情的执着专一则造成了她以身殉情的人生结局。 本人既不赞成苏力教授梁祝悲剧是由两人“年龄”造成的说法，同时，也不赞成他所说的“包办婚姻”不是造成梁祝悲剧的原因的观点。本人以为封建礼教及婚姻包办制度与梁祝悲剧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联，是造成梁祝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祝英台外出读书就无须女扮男装，即使为了安全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女扮男装，在最后两人告别时也大可放心坦言自己的女性身份；如果没有“包办婚姻”制度，梁祝也就无从像苏力教授所说的那样，遵循“包办婚姻”的制度和程序，祝英台一定要回家等着梁山伯来提亲，那也就有了苏力教授所说的两人把“把生米做成熟饭”的可能，而且也不会有太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包办婚姻”制度，祝员外也就不会自作主张，不经女儿同意，就把女儿与马家的婚事一口答应下来，而马文才也就不会一心要娶一个与自己并无交往的女子为妻，总之，如果没有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梁祝悲剧就无由发生。就此，本人以为梁祝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是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所造成的恶果，而从这一方面来讲，梁祝悲剧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其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意义。 关于梁祝婚姻悲剧的性质，还有一点是苏力教授所没有谈到的。本人以为梁祝悲剧是性格造成的悲剧或由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但又不完全如此。性格造成悲剧，需要一定的情景；“婚姻包办”也并不一定就造成悲剧，封建时代也有个别“先结婚，后恋爱”，逐渐达到理想婚姻状态的幸运男女。就梁祝悲剧来看，一向被认为是恶势力的祝员外和马文才，也并不必然就是悲剧的制造者，诚如苏力教授所言：并没看出祝家对马家有高攀之嫌，梁山伯来访，祝员外也没有阻碍他与祝英台相见；而且，马家还允许祝英台在迎娶途中祭奠梁山伯，剧本中确实没任何表现马家仗势欺人的地方。确实，放到古代社会的背景中去看，无论是苏力教授所本的以梁祝传说为题材的明代戏剧，还是今天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梁祝悲剧，祝员外与马文才都看不出是十恶不赦的封建恶势力，而是表现得相当开通。试想，如果不是梁祝这两个宁折不弯的青年男女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梁山伯下山赴约迟缓误期；如果马家能晚几天来祝家提亲，这场婚姻悲剧不也就不会发生了吗?从这个角度讲，梁祝悲剧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就此，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命运悲剧(正如俄狄蒲斯的弑父娶母，来自冥冥之中的天意?)。当然，如果这些“如果”成真，也就没有了梁祝悲剧，也就没有了可以作为中华民族集体骄傲的梁祝文化。 综上所述，本人不赞同苏力教授在研究梁祝悲剧时通过考究梁祝年龄寻找根源的做法，也不赞同其梁祝悲剧与“包办婚姻”制度无关的观点。本人以为，梁祝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在于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制度，在于不能由人类自主的人生命运。总之，梁祝悲剧内蕴丰富，具有多重悲剧性质，正因如此，它才撼人心肺，感人至深；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以及启发一代代人对于社会、人生与命运的思考。悲剧是艺术的典范，梁祝悲剧是中华民族集体打造的文化经典，它将万古常青，具有永恒的生命和不朽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