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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外 并非批评或质疑费老，我更是在理解费老。因为随后一章，面对他人的质疑，费老就特别强调： 我知道［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些生疏的名词会引起读者的麻烦，但是为了要标明一些在已有社会学辞汇里所没有确当名词来指称的概念，我不能不写下这些新的标记。这些标记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而且也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社群”分别出来［……］我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团体”，一切社群都属于社会圈子性质，譬如钱会，即是賨，显然是属团体格局的；我在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页36-3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换言之，费老没把差序格局作为对中国社会，甚至中国乡土社会，的精确概括或描述，也没把团体格局视为西洋现代社会的全部。费老坦承自己“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页32）。他认为在概念上区分这两种格局和两种组织不算多余，“因为这个区别确可帮助我们对于社会结构上获得许多更切实的了解，免除种种混淆”（页37，引者加的着重号）。费老知道自己在做类型比较；必须强化反差，即便对“真实”有所扭曲，因为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有效传达，令当时绝大多数不可能直观感受因此很难理解甚至很难想象西洋社会的中国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了解中国与西洋不同的社会结构差异。这种功能主义的，也是实用主义/语用主义的考量，即便有误，只要利大于弊，就仍然是合理和必要的。 若仔细阅读上下文，我们还可以甚至必须感到，其中不时透露出费老对当时政治社会弊端的抨击，体现了他深厚的社会关切，其要点却不是批评中国人自私缺乏公德心。请看： 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页35） 《乡土中国》写于1947年秋季学期，作为系列随笔和评论发表于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的《世纪评论》。费老回忆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贪污盛行、是非不分的风气也弥漫整个社会”。而且，这一刊物也并非纯学术刊物——它宣布追求“以超然立场，评论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问题”。可以想象，世事、刊物的追求以及预期的读者都会影响费老的写作和表达，他笔下不可能不、甚至必然渗入了他的感怀。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其实非常显著，也完全正当和合理，但许多学人或许出于忌讳不愿直面甚或有意遗忘了。这就是，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乡土中国还反映了当时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年轻的费孝通对于欧美社会完全有根据和理由的赞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