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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岸本美绪通过“多样与普遍”、“文教与朴素”、“个人与社会”三个角度来讨论风俗的含义[4]，所谓多样与普遍，是指风俗具有“包含了对多样性的认识和普遍性的指向，即“传统的风俗论一方面强调“风俗”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所谓普遍性的指向，则是在于”移风易俗”。换言之，““风俗”应该向一个普遍的目标而变化，这不是地方人而是君子，乃至圣人。” 岸本还总结了中国古典文献中描述“风俗”的用语，岸本认为，“移风易俗”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的“文明化，也不是单纯的“回到自然”，而是把教养、礼仪、天真的良知等各种要素综合起来实现的“一团和气”的理想秩序。 岸本对风俗概念的最终解释是，““风俗”一方面意味着具体的地方习惯，地方志的风俗卷包括有关岁时、冠婚丧祭、占候、方言等的详细的叙述。可是“风俗”的涵义并不仅限于这些具体的行动方式本身。“风俗”概念的核心却在于，通过这些行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民精神的品质。换句话说，“风俗”就是从“人民精神的性质”这种观点来评价某个地方或者某个时代的整个行动方式”。[5] 通过萧放、岸本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前近代中国风俗概念的基本内涵。风俗既表现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年节礼仪、婚丧嫁娶的做法、又体现在整个社会的精神风尚的方面。我们或可认为，中国传统意义的“风俗”实际上可以说是萨姆纳(Sumner，W.G.)的“mores”和“folkways”的综合体。萨姆纳把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生活的需要，社会集团周而复始的行为，经过固定化、程式化而演化成为集团的惯习的部分，称为folkways。而更为重要的在社会无意识形成的对社会“有益”的这一基准下，对folkways 进行选择和调整的是mores。而在mores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通过mores而构筑的时代精神所反映出来的则是那个时代的处世哲学[6]。 日本学者神岛二郎对萨姆纳的上述概念有进一步的解说：folkways就是生活经验沉淀而成的行动样式，而mores 则是从中升华上来的行动基准。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7]。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岸本所说的“人民精神的性质”的“人民”往往包含了知识分子，即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精神风尚和价值取向，我们通常用“士风”来表示。士大夫阶层处于皇权和平民之间，对上制衡或辅佐皇权，对下影响和制约百姓。“士风”往往是“风俗”的一个风向标。是构成“mores”的重要部分。赵园指出，“在士人的经验中，士风和世风不仅互为因果，前者是更为主动的一方。士人相信士风关乎世运”[8]。因此，对于中国士大夫们来说，地方性的生活习惯的差异，方言、传说等，并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主要对象。他们对风俗的关注，更多出于他们对建立理想社会秩序的责任感。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风俗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述中国社会生活文化的复合概念，其内涵和folklore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当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概念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开始模仿西方学制，建构中国学术系统的时候，虽然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传统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概念，但是，往往会遇到不能完全对接的状况。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有些甚至决定了某些学科的走向。 三、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 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以下简称《风俗史》)成书于1910年，被称为是中国第一部风俗史。钟敬文先生对其的评价是“从旧风俗观到新风俗观的一只渡船，或者说是一曲前奏”[9]。关于作者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仅仅知道他1870中出生，江苏常州人，饱学但一生落魄。1906年2月22日病逝于湖南醴陵，年仅36岁。其子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风俗史》由由商务印书馆于1911年出版。 关于写作此书的动机，在序言中，张有如下说明： 《鲁语》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义，其不齐也若此。非有均齐而改良之，则常为社会发达上之大障碍。而欲使风俗之均齐改良，绝不能不先考察齐异同。(中略)盖视风俗之考察，为政治上必要之端矣。 亮采夙有改良风俗之志，未得猝遂，乃以考察为之权舆。又以为欲镜今俗，不可不先述古俗也。 也就是说，改良风俗，乃改革社会之要务，而欲改良风俗，必先考察风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张继承了传统的风俗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