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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清末，原本界限模糊的“天下”、“本朝”、“蛮夷”空间概念，开始转化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具有明确疆域的“万国”、“中国”的概念。而这个中国的概念，必须通过一定的可视化或者具象化的操作，才能让民众对“国家”有明确的认识，进而涵养“爱国”之心。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用“国土的一体性、国民的一体性、通时的历史的一体性”[11]来概括近代中国自我认同建构的具体内容。吉泽指出，当时的革命派的报刊大量登载中国地图或分省地图，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国土的空间图像，将国家的疆域概念可视化。而建构国民的一体性，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创出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中国通史的撰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个中国通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民众生活的部分。捐弃过去帝王将相、英雄才俊的王朝更迭的历史叙述。这个“民史”的诉求，成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重要倾向[12]。 梁启超对过去的史书的评价是：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13]。 而明确提出新史学内容中应该包含风俗史的有邓实，他在1902年撰写的《史学通论》一书中，指出过去的历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14] 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之下，当时很多知识份子都“同意‘历史’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之历史，是社会的历史，同时历史叙述应该从宫廷政治史解放出来，而以宗教史、艺术史、民俗史、学术史作为它的主体”[15] 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提倡的“民史”的诉求，是否直接触发了张亮采撰写这本风俗史著作，我们不能断言。但是，在那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作为那个时代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的知识分子，张亮采不可能不受影响。他的风俗研究虽然以中国古典为主要材料。但书中提及甄克思的学说、引用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的内容，还引用日本人加藤宏之的观点。足见他对当时的西学亦有涉猎。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应时应运而生。 在内容上，《风俗史》涉及饮食、服饰、祭祀、婚姻、丧葬、方言等我们今天民俗学研究的内容。而另一方面，书中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了我们今天所通常看作的“民俗”的范围。比如他在论及唐代风俗时，涉及朋党、清议、周代之阶级制度，周末之游说，魏晋南北朝之清谈，鲜卑语之门第流品，民之结社。魏晋南北朝之氏族，周末及汉唐之任侠刺客。以及汉之佛道、魏晋南北朝之美术等。其中有很多是描述士大夫阶层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士风”的部分，张亮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加以介绍。例如，在在魏晋南北朝隋第六节名节部分，谈及当时士大夫毫无名节之心： 谢朏历仕宋、齐、梁、如三嫁之妇人，而世俗不以为怪，名节扫地矣。 在介绍唐代风俗时候，在概论部分提出“科举”对唐代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举时代以有唐为开始，古唐代之风俗，可以科举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离乎科举也。唐代之科举又可以文词代表之，无所谓实学。然其卒也，至无忠义之士，效可睹也。[16] 对明代士风，专设“凤节”一节加以议论： 明自中叶以后，士大夫峻门户而重义气，其贤者敦厉名节，居官有所执争，即清议翕然归之。 如上所述，《风俗史》是一部中国传统风俗观的现代展演。虽然在此之前也有如东汉应劭之《风俗通义》、晋朝周处之《风土记》、梁朝宗懔之《荆楚岁时记》等以风俗为主题的著作，但内容都限定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而地方志中的风俗篇，也大都概而论之、语焉不详。张氏饱读经书，怀有士大夫经世济民的抱负，同时接受西方的新观念的影响。以民族国家的架构，用风俗为脉络，将中国历史贯穿一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随之西学东渐日盛，中国的社会构造和社会风潮剧变，传统的风俗观迅速解体重构，之后的风俗概念已经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此后出现的风俗研究的著述自然面目大改。张氏的风俗史后无来者，遂成绝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