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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代儒学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二是，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 先秦诸子，除庄子外，都是“公共之学”，即都是以天下大事作为自己关注的核心，其说话的对象，都无一例外是统治者（君子），其目的，或是治国平天下，或是富民称霸王，因此，可以说，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只是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各有不同而已，孔子、孟子也概莫能外。 虽然孔、孟算得上是先秦诸子中除庄子之外最关注个人的了，然而，其关心个人的目的却不在个人，而是强调通过个人的人格修养，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只是实现公共目的的手段。儒家也关心亲子之情、手足之情、朋友之情和人神之情等私人生活事项，但是，孝、悌、友、敬等情感最终仍落实于君臣之情，即忠，私人生活仍从属于公共政治生活。可以说，儒家从其诞生之日其起，就有忽视个人存在和私人生活本身的独立价值的倾向，这一倾向后来被荀子、董仲舒愈演愈烈。在儒家哲学中，个人与私己，总是被消解于集团之中，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公家而活，公共生活是个人存在的归宿和依据。于是，博爱众生的“仁”者人格和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就成了儒家的最高人生和社会理想。这一思想倾向，既是儒家所长，也是儒家所短：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具有恢弘的气度与庄严的使命感，是其长也，但天下太平毕竟是以一个个升斗小民的幸福安宁为基础和目的，忽视乐个人存在，则天下太平安所依托？甚至会以牺牲民众的幸福为代价。此又其所短也。 正因其本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以及墨家、法家、阴阳家、黄老家和兵家等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都是王公贵族、诸侯君子所关心的，小人们对这些问题既无权也无力过问，他们所想和所能关心的只是那些琐屑平凡却又性命攸关的问题，如妻子儿女、柴米油盐、送往迎来、生老病死、人情冷暖等等，这是一些非常个人化和私人性的问题，自是为君子们所不屑一顾，但却是小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牵挂着的，草民小人固然也偶尔关切一下天下太平、官府清廉之类的大事，但也主要是从自身幸福考虑的。民众并非不需要哲学，既然他们也面临人生的困惑。但他们需要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而是那种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回答各种人生问题的精神哲学，为他们树立人生的意义，以解除他们的困惑，安抚他们的痛苦，照料他们的灵魂，在他们面临死亡是能够泰然处之。总之，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平易近人、小处着眼的学问，而儒学却远非这种学问，儒家缺乏一种真正的精神哲学。于是，平民哲学的任务就只有由民间时代相传的口传叙事（如神话、传说、民歌、谣谚等）来承担了。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源于民间并贴近民间，反映着民间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为其生活赋于意义，组织、疏通、支持着民间社会，陶冶、慰籍、充实着民间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讲，那些历来为正统知识分子所不齿的民间口传文本，固然浅薄、俗俚、荒诞和支离，却正是真正的民众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的本真呈现，又自有其深邃和伟大之处。 到董仲舒尊儒学为官方哲学，孔孟儒学中原有的一点点对个人存在的垂顾也被剔除了，儒学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汉代儒家所继承的正是强调“外王”之道的荀子一路，并更与黄老阴谋术、法家权势术融合，从而完全将儒学变成了一种统治术。既然它仅仅关心大人们的事业，而小人们则全不在话下，小人们不把它放在眼中也就合情合理了。至此，儒学彻底从精神上断绝了与民间的联系，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庙堂之学。这种联系要直到宋明理学的时代才能重新恢复。因此，可以说，汉武帝的独尊儒学，实际上正导致儒学衰落，他在使儒家获得空前的尊荣的同时，却也使儒家离开它赖以生存的民间土壤，使之萎缩为一种仅供太学生们咬文嚼字的烦琐的经院哲学。这种经院哲学最终随汉帝国的崩溃而陷入危机，在外来的佛教冲击下土崩瓦解，以至于从魏晋到隋唐的上千年中，儒学仅仅成了一种专制权术的美丽点缀而已，它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何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正由于儒学在道、佛双方的夹攻下一败涂地，才需要韩愈来收拾残局，重光儒学。 与儒学相似，基督教在欧洲也是由原先的一种民间文化尔后获得官方的尊崇，立为国教，但与儒学在获得独尊后反倒日趣衰微不同，基督教却日益普及民间并深入人心，它能做到这一点，也与其学说能投合民众精神的需要有关。──一种学说，如果其精神与民众心灵格格不入，即使推行再力，说教再切，也难让人皈服。 称基督教思想关心民众世俗生活，关怀个人存在，这种说法也许让人难以接受。众所周知，基督教所谆谆教诲的不正是禁欲主义吗？不正是对个人存在价值和世俗生活意义的否弃吗？而启蒙运动不正是通过其对基督教不遗余力的抨击，以弘扬个人主义和肯定世俗生活吗？这种对基督教的流行观点，实际上仍停留在启蒙主义的眼界内，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正在遭到彻底的清算。实际上，基督教鼓吹的禁欲主义，正是其对个体存在问题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人是会死的，故个体的存在是有限的，现实功业是会败落的，故世俗生活是无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