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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个人不应沉湎于现世的存在，无论个人的享乐或公共的事业都靠不住，再宏伟的事业也不可能使人永恒，（这与儒家强调通过融个人与天下事业以求不朽，正有天壤之别）。个人只有禁绝情欲，保持身心纯洁，涤除与生俱来的罪衍，才能指望得到拯救，在天国中得到永恒的幸福。因而，说基督教关心世俗生活与说它唾弃世俗生活的价值，并无矛盾，前者言其意向，而或者则言其结论也。基督教对世俗私人生活关怀备至，正与儒学对民间个人存在的不屑一顾形成鲜明的对照。 个人存在和世俗生活的意义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引起的，正因为人面临死亡，人才思考生命的意义，才会有哲学，西方思想家甚至认为，死亡意识是哲学的起因，现代存在主义者更强调，惟有死亡，才是唯一值得一提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早在基督教哲学中，死亡就已被作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死亡问题可以说是基督教哲学的枢纽，其所有重大问题与命题都由此生发出来。《圣经》的开篇《创世纪》谈的是生命的创生问题，但其立意的重点却是生命的死亡或有限性问题：人因为有了智慧，因而就被神剥夺了永生的权利，实际上，应该倒过来说：只是因为人意识到了死亡，人才有了智慧。死亡问题，可以说是基督教神学的最内在情结。死亡又是一个极端个人化的问题，每个人固有一死，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死亡，而无法转嫁给别人。在瞩目死亡时，每个人才意识到生命的珍贵，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才会珍惜生命，把生命从无聊的事情中解脱出来，收归己有，使自己真正成为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认为，正是面对死亡的“畏”，才使人的存在得以本真的呈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一脉相承。 直面死亡，使个人存在得以呈现，那么，相反，回避死亡，就必然导致对个人存在的漠视，我们在儒学中看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西方先哲们念念不忘的死亡问题，让中国圣人一句话给轻轻打发了。因为儒学不是个人本位，而是集体本位，在它看来，个人存在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将它落实于家国天下的丰功伟业中才有意义，个人的有限生命在无限的事业中得以永恒，因此，个人的死亡并不可怕，死亡问题因此就不成其为问题。不能说儒家这套学说没有道理，然而，它可能说服的也许仅仅是贵族阶级成员或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伟大的事业，或不朽的家业，可以子子孙孙永世宝用，万寿无疆，他们的生命确实可以在其事业中得到延续，传诸千秋万代，然而一般的下层民众呢？他们无产无业，一无所有，又靠什么来依托其生命而使之传诸永恒呢？他们拥有的仅仅是自己的生命，和这生命短促的世俗生涯，天灾人祸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他，死亡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意义问题，时时刻刻都迫在眉睫，需要他作出回答和选择，因此，他们的生命既低贱又昂贵，为此，他们就需要一种不同于贵族的哲学，能让他们摆脱死亡的恐惧，能给他们提供个体生命和世俗存在的意义，儒学显然作不到这一点。 在汉代，倒是诗歌，尤其是一些源于民间并依然保存民歌风的诗歌，如《古诗十九首》等，流露出对人生苦短的深沉叹喟，其他一些私人生活问题，如爱情、友情、别离等，也是由当时的诗歌辞赋而非哲学加以料理的。有趣的是，在汉代，诗章辞赋之学，一直被排斥在真正的学问之外，而被归于俳优戏弄的行列，在基督教世界，情歌、哀哥却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圣经》，而儒家经典《诗经》中的那些风情漪旎的情歌，却不是被指责为不登大雅的郑卫之音，就是备受歪曲，成为大义凛然的政治诗篇。 汉代民众在用歌声感叹着死亡的悲哀和爱情的美丽的同时，也在其节日和秘教中实实在在地抵抗着死亡并享受着人生，即流传民间的神仙道教。道教要义有二，一是服食延生的求仙术，一是游戏人生的房中术，这两者都与死亡的恐惧攸切相关。 死亡虽可在思想中加以回避，但实际上却无法回避，人都固有一死。因此，儒学文化也有其一整套处理对待死亡的仪式，即丧礼，在儒家礼仪经典《仪礼》和《礼记》中，关于丧礼的规定最为缜密，足以说明儒家对丧礼的重视。然而，儒家丧礼的要义，并非针对临死者，使人们真切地面对死亡，认真地思考人生的意义，而是将死亡变为公共事件、政治事件。丧礼的一切繁文缛节，都是从宗法制度、社会关系的稳定着眼，它所重视的是现存政治制度如何平稳地渡过引死亡而导致的危机，死者所代表的权力、财产、地位等如何有序地为合法的继承人所继承，所谓“节哀顺变”是也。丧礼实际上是一次宗法关系的全面演示和重建，因此亲疏嫡庶的区别在丧礼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儒家丧礼，把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和震惊以及由死亡而致的混乱中解脱出来，把可怕的死亡事实在人们眼前掩盖起来，它与其说让人们关注死亡，不如说是让人们回避死亡，通过对死亡的社会化处理而让人忘记死亡。当人们在丧礼的繁文缛节中忙于应接、酬答之时，人们也就无暇去沉思死亡的意义及死者个人的存在了。 丧礼，与其说是让人注目人的有限性、必死性，不如说是向人们现示人的永恒性、不死性，它显示了死者的事业后继有人，死者的英名万古长存。 与儒家丧礼相比，基督教的丧礼则是以个人为指向的。基督教丧礼的中心是死前的忏悔，临死者向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检讨一生的过失和罪责，彻底清理自己的灵魂。忏悔是每一个临死者在上帝面前独自地担当其一生，让死者更清醒地审视自己。如果说，儒家丧礼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还紧紧地把人缚于宗法之网中，那么，基督教则藉其丧礼而彻底地将人从生者的和现实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使之在天国中获得彻底的自由。 我们对儒家和基督教对待死亡的态度作不厌其烦的对比，不过是为了说明，儒家对个人存在的漠视。漠视个人，就必然漠视凡俗的私人生活和琐屑的世俗社会，从而是儒学被轻而易举地改造为被统治阶级所垄断的统治工具。而基督教对个人的关切，则使之与芸芸众生的世俗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最终转化为近代的个人主义。国内不乏学者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区别在于，儒学是入世的、现世的、此岸的，而基督教是出世的、超验的、彼岸的，这实在是望文生义的皮相之见，所谓儒家的入世，入的实际上只是政治之世、大人君子之世，对草民小人之世它又何从认真地涉足和体察过，民，仅仅是儒家知识分子在需要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藉口而已；而所谓基督教是彼岸的，指的是基督徒以超验物外的上帝为其最终的归宿，但是，上帝，实际上并不存在与世界之外的别的什么地方，它就在人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