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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代儒学与民间社会隔阂的第三个原因与在汉代业已完善的以郡县制为特征的专制行政制度有关。郡县制度中的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的重任。 将一种思想文化贯穿于政治、经济、行政、司法等事物中，通过其对民间社会的直接干预而渗透到民间文化中，也是其民间化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方面，汉代儒学亦复与基督教显示出鲜明的区别。 参与民间生活，是基督教实现其民间化的重要手段。基督教会藉其星落棋布的教堂、修院和兢兢业业的教士，广泛而深入地参与民间生活的各个领域，渗入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或曰干涉着）民众私人生活。大到城市的节庆、司法、商业、税收等，小到一个人的从降生到死亡的各个人生紧要关头及人生礼仪，都有教会插手，它甚至通过忏悔、祈祷等将触角深入到人的隐秘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基督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各种民间文化事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因为文化原本就是源于生活的。基督教在国家行政制度之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体制，而不是依附与国家官僚体制，因而能够摆脱国家行政事务的牵制，而沉潜于民间社会中。 汉代儒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汉天子尊儒学为国教，自然希望其各级官员在其行政事务中贯彻儒家精神，不仅行法令，而且兴教化。其表彰循吏而弹劾酷吏（文法吏）及推举孝悌力田等要义在此，且其太学正是为了培养精通儒家经典、擅长儒家礼仪、熟谙儒家精神的官吏，然而，受过正规儒家培养的官吏毕竟是少数，而其中真正能自觉履行儒学精神的就更少了。并且，历来的官僚，尤其是专制制度中的官僚，其唯一的职责无非是应付官差，贯彻法令，其业务大概不外乎收缴赋税、摊派劳役、维护地方治安而已，诸事既妥，上司满意，就足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倡儒业、兴教化，则既无硬性指标，又易于搪塞作伪，做与不做，全凭其自觉，而专制官僚制度历来就是消解官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正是原本深怀济民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在官场上却日益消沉和堕落，即使在文化昌明、民智日开、法制健全的今天，不仍是如此吗？在汉代，不是连《汉书》所极力推崇的的循吏也被同辈指责为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吗？其他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及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则更毋论矣。实际上，历代的表彰清官循吏，树立英雄模范，正表明能真正做到清廉及仁义的官员为世所罕见，所谓“物以希为贵”也。一个模范人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实际上往往就是一个苛官酷吏贪官污吏横行于世的时代。然而，海内外却不乏学者因见《汉书》大张循吏，就轻信汉代儒业蔚为壮观，并因而把普及儒学的历史重任既托在循吏身上，无异是缘木求鱼，以此类推，我们也大可依据时下到处传诵的英雄颂歌断定自己有幸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的宣传，有足够的敏锐看穿其粉饰之下的虚伪，而对历史上的作伪，却往往丧失警觉。读历代正史，实在也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读党报的“反读”工夫。 另据汉史记载，汉代历届天子，都曾诏令地方推举孝悌力田，及清廉方正之士，加以表彰，亦其贯彻儒学、崇化乡里的具体措施也。其动机固然高尚，然而其施行既是通过官僚机构，依靠自私自利的各级官员来操办，则其推举唯亲唯近而不唯贤，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上，在当时，即已有有识之士指出了这一点，魏晋时代任人唯亲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它孵出的怪胎。 因此，可以说，在汉代，儒学基本上是游离于其官僚机构的行政事务之外的，因而也就必然虚浮于民间社会之上，而无缘渗入其中。一个村野田夫，其与官府的交往，如果不打官司，大概也就不外是出劳役、纳赋税而已，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和精神的交流，其世俗生活中的所有事务，如生老病死、年节祭庆、乡饮聚会以及民事纠纷等等，则无官府插手的余地，而全凭民间社会自己在村社邻里的长者带领下，依据自古流传的民间文化传统、习俗和礼仪，自行料理和决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不仅仅是中国人对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而且确实是中国古代几千年自然农耕经济下的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帝力与之无干，则作为帝力的精神体现的儒学又与之何干？ 当然，如果统治者足够天真，并一时心血来潮，可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性儒家思想文化运动，利用行政手段（甚至是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的专政手段）来大力推行儒学。实际上，在几千年专制历史上，此类天真的皇帝并非绝无仅有，如有名的唐明皇印行《孝敬》，甚至亲自组织梨园教坊将《孝经》演为戏剧广为宣传。然而，此种作法，或可造成一时的思想普及、文化繁荣的假象，但风头一过，一切都会归之于烟消云散，而不可能在民众的心中留下任何恒久的影响。因为，一种思想文化的养成，都是长期迁移默化的结果，并且，一种文化要在民间扎根，必须能适应于固有的民间文化传统，且能切实关乎百姓的冷暖痛痒。否则，一切强行的推广，只能增加民众对此种思想文化的厌恶，甚而至于成为笑料，遭到民间艺术如戏剧、小说等的无情嘲弄。儒学，以及作为儒学精神化身的儒生，就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经久不衰的笑料，道貌岸然的儒生在其中变成了古板的腐儒、穷酸的“醋大”。以行政手段推广思想文化，在拥有有力的宣传工具和发达的传媒手段的今天，都往往徒劳无获，更何况在古代。实际上，靠官方及其官僚机构来推行思想文化，不仅不能起到兴教化、美风俗的作用，而往往适得其反，造成一种全民的虚伪和矫情，今日之中国人当对此深有感触。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揭示了汉代儒学与民间文化的隔阂：儒家既无有效的传播渠道（地方学校）、又无对民众精神的感召力（对私人、世俗生活的关怀），更缺乏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行政），那么，它又凭什么来亲近民间？儒家文化，原本来自民间，它最初是以民间宗法－村社社会及其文化为基础的，然而，一旦它在汉代被抬举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只能作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私家秘器，而无法成为普天公享的公家法宝了。它被定于一尊，但却从此丧失了民间的亲近和尊重。 历来疏理中国文化源流者，总乐于或到社会的上层，或到中国社会之外，去追溯某种文化事象的源头，从而不知不觉地将文化史变成了文化影响史，这实际上是为文化传播论所误。 时至今日，随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中国文化外来论或西来论自是无人信服了，然而，另一种外来论，即认为民间文化是受精英文化影响的结果，却依然盛行于学界。人们在探讨民间文化的发生发展史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归之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影响，在对诸如小说、戏剧、神话等重要的民间叙事艺术的研究中，此种倾向尤著。似乎除了王者的赐予和精英的哺育，亿万民众就不能自主地创造和拥有自己的文化。“儒学中心论”的深层底蕴正在此。 文化，真正的文化，活的文化，首先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它植根于民众生活，为人们身体力行、须叟不可或离，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料着人们的身心。一种文化，一旦丧失了与生活的血脉联系，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都不再是文化，而只能算得上是文明，或文物。中国古代的上层文化对于下层民众，往往就是这样一种中看不中用的文物。一种外来（包括域外的和阶级外的）文化，即使是高度发达的优秀文化，必须适应民众生活需要，并能为其本有的文化传统所吸收，才能称得上是文化，并发挥文化的效应。文化源于生活，而不是源于神明的启示，圣贤的独创，或帝王的教化。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文化，哪里有生命，哪里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哪里就有文化。真正的生活在民间，文化的真正源头只能在民间，春种秋收，日月轮回，生老病死，沧海桑田，野唱夕烟，民间社会生生不息，民间世界森罗万象，民众们用身姿、歌喉、图画、语言等，演示自己的业绩，叙述的历史，记载自己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欢乐和哀伤，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梦幻，就形成了他们的文化的物化形态。文化无非是生命的符号。于是，就有了舞蹈、神话、传说、小说、戏剧、讲唱、谣谚、笑话等等文化存在形态，以及荟萃、展示、传播这些文化形态的节日、集会、宴欢、仪式、游戏等等文化事象。它们既芜杂琐屑，又博大深邃，及浅俗易懂，又神秘玄奥。这一切，就是民间文化，就是民间乃至民族精神的渊薮，是民众生命得以表现和铸造的熔炉，它们是一个民族文化所生发和植根于其中的沃土，正是它们，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首要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