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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原那达慕体现了民族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 那达慕是蒙古族具有特定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的周期性的文化行为。按照人类学家的分析，周期性的那达慕节日属于“过渡礼仪”。“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仪式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类型，帮助个人和群体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并且其中的过渡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用今天的概念说，过渡礼仪是一个一个阶段性社会再生产的仪式过程.。”(17)从那达慕节日的象征符号和民众的心理看，是他对平时的牧业生活状态是一种脱离。从脱离到聚合，回到了日常生活状态。渡过节日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活跃力量，但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的心智功能有区别。“社会生活在两方面是超然的。知识上，它提供了人类集体的表征，此构成知觉上与思想表现的媒介。道德上、集体生活供给人类调节他的行为和约束其个人利益的一套规则。”(18)在那达慕节里，无论是“男儿三艺“的表演者还是观看表演的民众，都沉浸在共同的诉求和共同的精神分享中，都沉浸在一种亲和力中。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意识、民族个性、民族爱好与审美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无比深刻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智慧的结晶。周期性的节日增加了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内聚力，加强了他们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认同，增强了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奋进的精神。内聚性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所谓内聚性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每一个族群内部的节日构成了每一个民族节日的系列，每一个民族节日都在强化每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我们看到许多民族文化身份的保护者为了实现需要往往利用节日宣扬或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关于民族身份的象征系统，提供了一个民族伦理观念和民族政治的观念。”(19) 其二，中华各民族的节日构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节日的画廊，但在共同的地域与共同的政治统一体中，在“大传统”的规范和制约中，在历史流变的中，也往往容纳和融合其他族群的文化，甚至在其他族群中传播。在考察乌利亚斯太镇萨麦苏木白音敖包嘎查内白音敖包的祭祀时，我们看到在那达慕的展演中，参加的群体不仅仅是该地的蒙古族，由于蒙汉杂居的形成，也有少量数量的汉族。一个民族的优质文化往往会被其他民族所吸收。节日文化是一个流动的长河，是一个族群的文化血脉，它不仅周期性地展示自身的传统和坚持民族拥有的文化身份。还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会把整个社会引向一个比单纯追求经济和物质繁荣更科学、更幸福的理想境界。 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凝聚力。那达慕不仅显示出特定族群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现代那达慕呈现在在世界全球化的语境中，呈现在我国步入现代化的语境中。那达慕节日是“无形“的文化，是一种精神要素。民众群体显示的隐性力量，不仅可以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品格，而且共同聚合、熔铸在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形成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这种隐性力量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 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其概念的核心是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连在一起。一方面，“普世性的文明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提高而且定将越来越高，而不是相反，科学技术的跨地区、跨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和机制的超越国界、区界的传播，对人际关系之间的距离(差别)逐渐地、明显地缩小。”(20)在这样的语境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文化多元化的理念。 蒙古族草原那达慕“男儿三艺“的展演绝不仅仅是三项技艺的展演，也不能拘囿在娱乐的层面上阐释。“男儿三艺”的民俗文化表述是在一个言语社群里的表述，通过男儿三艺的民俗文化表述，分享共同的意义和族群的自我认同。族群文化精神在总体化国家意志的边缘处发挥了边际效应，展示了现代性对差异的渴求。 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保护文化的多元化？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人口较少、工业技术不发达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强大的世界多元文化体面前，其地位是薄弱的，特别是对弱势民族而言，如果自己就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寻求平等对话的机制将是困难的。在谈到一个民族特征的时候，“我群”与“他群”的区别在于文化，“由于族群与文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族群的发展只有凭藉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的主体性的地位。”(21) 要实现文化认同必须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一定生活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22) 通过对那达慕的保护和传承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张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个性，而这正是世界可持续发展所需。历史上，殖民主义者要消灭一个民族或国家，比炮火更有效的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因为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传承性、乡土性和自足性，是民族精神的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