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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往往认为，历史意识的产生与文字的使用直接相关。就像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00-400年间，世界上的四大文明随着文字的普及化而先后进入了诞生哲学家的时代那样，书写文化的发展被看成是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形成的原动力。与此不同的观点则认为，历史意识的主要运作机制，并非是书写，而是叙述：口头的和书面的叙述!它的原动力也不是文字，而是线式结构的时间观念! 德国当代民族学家米勒(Klaus E. Müller)由此认为部族社会和早期国家的时间结构有所不同，如下表[6]所示： 表1：部族社会和古代国家的时间结构 部族社会： 1. 远古时代(原初混沌-开天辟地和造人-英雄时代) 2.过去(世代记忆) 3.今天 (昨天-今天-明天) 古代国家： 1.远古时代 (神话的位置逐渐淡去) 2.史前时代(部落首领的时代) 3.转折时期(战争和王权的确立) 4.今天(旧体系逐渐恢复) 从二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国家的记忆文化中神的历史开始淡化，逐渐让位给了人自身的历史。由此可以大致确定，历史意识产生的时期应在古代国家形成之后。经过部族之间的战争和相互吞灭，胜者最后登上王位，而败者则成为附属的臣民。这一重大转折带给人们的震动和刺激是不可低估的。王者为了炫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愿意回顾和讲述这段历史，败者则因为耻辱不可忘怀而同样对这一过去耿耿于怀。由此所产生的种种记忆形式，例如仪式歌舞、叙事文学、书面纪录等等，便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最早的反思、加工和展示，也是历史意识产生的真正源头。 有了两种主要的时间结构，有了历史意识，却并不等于就有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由各种不同群体创作和承载的带有回忆性质的零散的仪式和文本，只有在经过专家的整合和规范、并由统治者确立为经典之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打造其文化记忆的过程才算结束。以古代中国文明为例，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牧野大战打败商王、坐上王位，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整个周代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复回忆，不仅以文本的形式保留在了《尚书》、《诗经》、《逸周书》里的一些相关篇章当中，而且也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时有反映。传说中的“周公制礼”，可以想象就是周公旦和其他统治阶层的精英人士一起，对建国后各地散乱不齐的礼俗进行整合、规范的过程。到了孔子的时代，历史和礼仪规范等等都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可以传承的文本。然而各种迹象表明，先秦的史书和礼书都没有统一的版本，各家各派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方式进行传授。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五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地位才得到最后确立，它们的内容、版本以及传授方式也才在此后的阶段逐步地得以稳定下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严格来说是直到汉代才最后形成的。[7] 2.文化记忆的维系与社会记忆 文化记忆的经典，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只能起到纲要的作用。要想使民族的文化记忆得到长久的继承，除了需要有一部分专家(如中国古代的经学家)对作为经典的文本进行保存、整理、研究和阐释之外，还必须把这些经典的内容普及化和仪式化，让它们返回到社会记忆的层面才能真正得到长久的维护，持续发挥其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功效。 社会记忆这一说法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但却似乎缺乏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也许正因为此，阿斯曼在他的有关文化记忆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没有使用社会记忆一词。与国家和民族层面的文化记忆相对应，他认为还有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就是“现场交流式记忆”(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世代记忆”(Generationsgedächtnis)。这种记忆的特点是它随时间而起又随时间而逝，会随着承载主体的死亡而消失，所以在时间上最多只能延续三到四代人。有关文化记忆和现场交流式记忆的区别，阿斯曼曾列表来显示，[8]这里转译如下： 表2：文化记忆与现场交流式记忆 现场交流式记忆 内容：个人的历史经验，生平 形式： 非正式的，未予加工的，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形成的，日常生活的 媒体： 官能性记忆中的活生生的回忆，各种经验和传言 时间结构：80-100年，包括当代在内的、不断移位的3-4代人 载体： 非专业的，一个记忆群体的时代见证人 文化记忆 内容： 神话式的远古史，遥远过去的事迹 形式： 刻意维护的，高度加工的， 庆典式的交流， 节庆的 媒体：节庆成为客观的存在， 符码化或舞台化为言语、图画和舞蹈等 时间结构：可上推至远古神话时代的、绝对的过去 载体：专门的文化传承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