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主观密度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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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前慕尼黑的沸腾场面©索伊•萨勒 |
在1953年2月27日发表的《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纲领预案》中，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提出了一项针对人口增长和政治统一化影响的研究计划。
以下是摘要。
一直以来，人口统计学家看待人口问题的角度都过于客观。然而，人口密度并不仅仅取决于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数量或需求与资源比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如沟通交流方式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如运输道路和交通手段）以及意识观念之间的接触（如果将问题扩展到思想交流方式的层面上）变得多样化。相同的人群，根据其对自身客观密度是否有意识，是感到高兴还是惧怕，对它的影响是降低还是夸大，会有不同的反应。
要对人口发展进行分析，除了人口学研究的可变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的其他因素：法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社会学以及心理学。
该问题还存在一个特殊方面，对此，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主席N. Sauvy引发了我对它的注意。在这一点上，人口学家们一致要求社会科学的加入：即每个国家采取的不同方式—基于纯粹的人口学分析是完全无法预见的—以应对其人口压力的增长。这种应对可能是积极的，如荷兰；可能是近乎无效的，如法国；也可能是消极的，印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也正因如此，只有在司法体制、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传统习俗以及人群心理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够成功预见这一点。
民族群体规模的扩大
当今政治界包含多个民族团体，且后者的规模已今非昔比，这一点已为我们所熟知。欧洲仍然由众多国家组成，而相对于美国或苏联，乃至中国和印度，它们的大小只能说普通。总的来说，人们认为这些“超级大国”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合理结构的代表，这也正是欧洲要走向联合的原因。因此，对于我们目前的研究，不仅有了极端的形式，还有了各种中间状态。民族群体扩大的结果，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假设：大国有着与小国不同的司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它们的成员之间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那么，在这些不同点中，哪些因素会完全或主要地随人群的规模而变化呢？这个问题就要求人口统计学家（此时他们倾向于人口数量的最小化）、人类学家（研究小群体）以及历史学家（他们十分清楚与19世纪民族性的形成有着相同次序的一个过程，尽管该过程只在更小的层面上进行）的合作了；最后，很明显，也同样需要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参与。
我们并不一定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民族群体最适宜的规模。奥古斯特•孔特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也许我们能得出一些结论，提出一些假设，帮助一些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走向联合或统一的道路上预见他们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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