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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界的“牛人”，多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别人的论述的评论上，在承前启后中，别开生面。 研究一门学科，要先把握它的精神面貌，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也是阅读与评论。然而，这并非是说，我们要拘泥于泛论，也并非是说，个别原典，不能呈现学科的一般精神；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做法，像从事民族志研究那样，从个别看整体(特别是当个体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情况下)。 人类学中能使我们透过个别看整体的著作有哪些? 经典的民族志之作，确还是值得推崇的。这些作品不宣扬泛论，而以平实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那些“遥远的地方”人文世界的丰富内涵，让带有自身文化观念的作者，与“遥远的地方”之间换位，在“遥远的地方”的叙事中融入作者的种种设想，使作者的观念，在“遥远的地方”得到表达。可是，民族志的意义，并非那么容易把握。它们的作者，经常为了叙述的“科学性”，而牺牲作者身份与思想的呈现使人无法理解那些被民族志堆砌的事实到底要说明什么。 于我看，相对于大量存在的民族志之作，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1]是部更有趣的文本。在众多的西方人类学作品中，这是一部能引导我们深入学科门户的精品之作。 初版于1955年的《忧郁的热带》，概述了列维-斯特劳斯1935年至1939年间利用假期，在巴西内陆进行的旅行。历历在目的旅行，让列维-斯特劳斯联想起许多事，将旅程与人生穿插，他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一个角度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文学经典，它拒绝像民族志那样堆砌事实，它行云流水，堪称文学精华(在西方一些精品文学书目，这本书，一直名列前茅)。从另一个角度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人类学经典之作，它拒绝像民族志那样，掩盖作者的身份与思想，借不同地点的经验，讲述了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怎样成为人类学家，成为人类学家后，在漂泊的流动中，又如何形成独到见解。《忧郁的热带》以特别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深刻思想与丰富内容；它基于作者在世界各地的体验，基于不同文化对于超验精神的种种思索，反衬出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怎样使人焦虑。《忧郁的热带》使我们有可能站在一个遥远的地点，采取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反观现代人自己的生活。如桑塔格所说，“《忧郁的热带》之伟大，并不仅在于这种目光敏锐的报道，而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2] 我之所以提到《忧郁的热带》，还有其他原因；其中，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它那优美的思想姿态。尤其是在触及到人类学与佛教观念之间的相近与相异这一问题时，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姿态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列维-斯特劳斯想借佛教表明的大体是：人类学这个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更“和平”，更接近佛教那种在人之外(自然)思考人自身的方式。 在以下一段话中，列维-斯特劳斯说到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先进性”： 人类为了免受死者的迫害，免受死后世界的恶意侵袭，免受巫术带来的焦虑，创发了三大宗教。大致是每隔五百年左右，人类依次发展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令人惊异的一项事实是，每个不同阶段发展出来的宗教，不但不算是比以前一阶段更往前进步，反而应该看做是往后倒退。佛教里面并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全部佛教教义可归纳为是对生命的一项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严格程度人类再也无法达到，释迦将一切生物与事物都视为不具任何意义：佛教是一种取消整个宇宙的学问，它同时也取消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身份。基督教再次受恐惧所威胁，重建起死后世界，包括其中所含的希望、威胁还有最后的审判。伊斯兰教做的，只不过是把生前世界与死后世界结合起来：现世的与精神的合而为一。社会秩序取得了超自然的尊严地位，政治变成神学。[3] 列维-斯特劳斯没有顿入空门，而是徘徊于人类学与人类学的远方之间，面对现代思想的困境：人类学似乎只有放弃知性，才能追随佛教式的自然主义，才能造就一门真正具有“和平”精神的学科(这里的“和平”，与近代西方文明导致的世界性动荡相对)；与此同时，放弃知性，必定等同于放弃人类自身存在和活动的基础——语言与思想，等同于放弃人类赖于相互依存的人文秩序。 对于佛教哲学指出的知识之毁灭性，列维-斯特劳斯深有同感，他说： 每一项志在了解的举动都毁掉那被了解对象本身，而对另一项性质不同的物件有利；而这第二种物件又要我们再努力去了解它，将之毁掉，对另外一种物件有利，这种过程反反复复永不止息……[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