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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许多难民从长江下游进入成都，当地人称他们为“下江人”，其中也包括许多民间艺人。这些男女艺人以唱为生，表演“大鼓”或“大鼓书”者为多。1939年初，中山公园惠风茶社的老板请求政府允许“清唱”，以弥补售茶的亏本。他在请求书中说，茶馆损失甚巨，只好设法吸引更多顾客，而从下江来的演员“声音清雅，词调新韵”，受到观众欢迎。其实惠风茶社并非第一个尝试这个办法者，如春熙南路的都一茶厅、春熙北路的颐和茶园“早已开此先风”，宣称“于善良风俗不但无所妨害，且专在茶社设台教化，于抗战前途裨益实多”。此外，因政府当时较为关注难民的衣食生计问题，为了能够容易得到政府的批准，茶馆还特别强调雇逃难来的艺人。惠风茶社的请求获得批准。但被要求男女观众不得间杂，一副竹屏风把男女观众分开，男坐左，女坐右。【24】政府的这个要求，反映了即使到了抗战时期，对男女在公共场所的接触，仍然是十分小心的。虽然这时由于社会的发展，茶馆中男女混杂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但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剧目与地方戏改良 地方戏可被视为最有力的大众教育工具，经常上演的剧目反映了人们的喜好及所受的教育。【25】晚清以来，地方戏便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门话题。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戏曲可以提供娱乐，推进文明进程，提高道德水准，可以利用这种大众娱乐形式来传播正统思想，影响民众。正如一地方文人在1910年写道：“演戏一节，系有形的教育，悲欢离合，善恶成败，摆在当面上，有见有闻的人，一览无余……足感动世人劝忠爱国之心。”【26】长期以来，爱情、传奇、历史人物、神怪故事为地方戏的主流，为此招致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的批评，认为这些传统节目“淫荡”、“迷信”。1903年颁布首个茶馆章程，便规定了什么节目可演，什么不能演。当时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上，改良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 支持戏曲改良者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方面双管齐下。同时，戏曲改良者还以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实际上，所谓戏曲改良是当时反大众文化运动之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明显地反映在地方报纸的报道中。1910年《国民公报》发表题为《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之人格》的文章： 改良戏剧，本是开通民智激发民情，改良民俗之一利器。如论其效力来，真比白话报不差上下。唱戏的好处，大概不差甚的人，也都知道的。为什么改良戏剧这件事，到底不能踊跃把他提倡起来呢？这也有个原因，因为我们中国向来把优界中人看得最贱，所以文界人，不为出头提倡。你想既拿优界中人，当著娼优隶卒，并且把唱戏的人，拿在妓女一块儿比较。这样一束，那些个高明的人，还肯到大舞台上来演艺度曲吗？说起来也难怪了，本来我们中国唱戏的里头，有些个当像姑的孩子，混在其内。这些当像姑一群下贱的东西，本来是人头畜［牲］吗？那著一个须眉男子，要夺妓女的权利，不但人格全无，而且廉耻丧尽。要叫他们梨园之中，滥竽充数，那就莫怪社会上人看不起舞台的人物喽。【27】 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些批评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过去，富家老爷公子经常以追逐年轻俊俏戏子为时尚，此类现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红楼梦》等）都有描述。由此，改良精英认为演戏者都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戏曲改良之首要步骤，是使这些人成为所谓的“正派”人。但这些改良精英忽视的是，优伶处于社会底层，被有权有势者所玩弄是迫不得已，也是被欺压的受害者。 1909年《通俗日报》一篇题为《论演戏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力图对戏园的作用进行解释。与当时大多数改良精英不同的是，作者对戏园持肯定的态度。他首先简短回顾了中国戏曲的历史，称听戏从唐代开始。在唐明皇时期，“天下晏然，承平无事”，明皇发明了戏曲以供娱乐。此后几百年时间内，戏曲逐渐广为散布。中国戏曲的各个方面，包括唱词、音乐、唱腔、服装等变得越来越精致，从业者也甚众。看戏使成千上万的观众受到戏中悲欢离合故事的感染。作者还指出，虽然看戏需要花费不少金钱和时间，但人们为什么仍然喜欢去戏园呢？究其原因有三：摆脱烦恼、寻求灵感、陶冶情操。关于最后一点，作者进一步解释道： 演戏事情，虽是张冠李戴，荒谬无稽，然而果能作的有情有理，慷慨激昂，足以动人，或者也能感化人心。况且看戏的人，未必尽是明智之人，有一半小孩愚人也在其內。像这路人听戏，不过以假作真，听到善恶忠奸的地方，真能眼泪鼻涕，喜怒哀乐，一时千态万状俱作，更是有极大关系啦。时常演些新戏，大概于社会人心上不无小补吧。【28】 作者认识到大众教育的功能。通过娱乐，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作者称之为“愚人”，当然也反映出作者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得以理解传统的价值观和历史，即使所描述的历史并不准确。他相信如果精英能够充分运用这个工具，戏剧便可以成为社会改良之工具。当然，关于地方戏的功能在精英中存在极大争论，大多持消极的态度。这种差异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精英怎样看待大众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