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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记忆、整理及访谈参与 口述历史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故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误解。受访者的记忆是否可靠？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口述访谈录音是否需要“加工”整理？整理过程中是否需要整理者的参与？这些问题在西方口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引起激烈辩论。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始的口述史模式，将访谈者视为一个中立客观、在不断搜求他人记忆的人。此种模式被推行到极致之后，造成早期的哥伦比亚抄本内，完全看不到访谈者提问题。而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也被处理成为未被打断的叙述。但美国不少口述史家则反对将访谈者的角色中立化，而把访谈者看成是整个过程的有力中介。 中国口述历史也深受美国这两种访谈模式的影响。有人认为应严守中立立场，默默地倾听受访者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增加访谈者个人的倾向性，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有人则认为，纯粹的中立和不介入是不可能的，口述历史是访谈者和受访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访谈者是以互动的方式与受访者合作的，他要提问题，针对受访者的回应做追踪，并提供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资料来协助对方。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因此，整理者要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差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作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 真实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口述历史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口述访谈录音整理的“真实”，更重要的是受访者所口述的“历史内容”的真实。后者显然远比前者更重要。因此，整理访谈录音无论再“真实”、再“原汁原味”，也无法保证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口述历史的真实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口述“历史内容”的真实与否，而不完全决定于整理者是否忠实于访谈录音。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口述者无意作伪造假，而是抱着实话实说的真诚，但因为其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失真、以及不可能不加进的主观因素等，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也不可能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有人说：“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6]这是口述历史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唐德刚在总结自己的口述经验时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7]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历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访谈者的介入及用文献补充，并不意味着访谈者在整理口述录音并加工制作成著作时可以随意改变受访者的口述访谈录音。有些访谈者为使口述历史著作有“可读性”，在撰写笔法上采取了“灵活”一些的做法。这种“笔法”是很危险的，将会有损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有可能迁就“可读性”而无意中牺牲“真实性”，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口述历史需要的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述技巧。 (责任编辑：admin) |